像曼图亚这样的要塞，于上述情况中，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证实了防御乃是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并也说明了于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抗击逼近的敌人所具有的优越性。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实例。然而，自始至终，拿破仑却一直都在表明进攻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是何等更为强而有力；他固守其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是他的防御基地，正是由于他以这些位置为依托采取迅速的攻势运动才得以挫败敌人，其敌人则由于不断遭到法军的主动的突然袭击，而被迫采取守势，最后则不得不退却。攻势既有主动之优越性，也有主动之危险性；主动的特殊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便是目的，这一目的既单一而又集中。防御方由于不知敌人的目的，以致被迫去顺应敌方的部署，从而会感到危险方向不只一处。这样就会趋向于分散，就如进攻方趋向于集中一样。
应当看到，类似曼图亚这样的条件，对于舰队的运动并不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许多需依赖交通运给陆军的补给，舰队却可随船携载。例如，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挺进，以攻击驻泊在雷瓦尔港
[译者注：今之塔林。]
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向前推进而将仍怀敌意尚未屈服的丹麦留在其后方。这只能意味着对交通的敏感，这种敏感对于这样的胆略来说实属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就能耗尽其物力，而摧毁俄国海军分舰队却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纳尔逊承认这是冒险，但为了更高的需要他却极力主张冒这次险。他的意见遭到压制，俄国人则得以逃脱。这样的快速冲刺在某些方面具有突然袭击的性质，突然袭击的特点则是置交通于不顾。假如不是这样的突然攻击，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比如进行封锁，就像当年坚持在法国港口前方那样——则运给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的补给，就必须在丹麦炮台射程范围之内通过，因此，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除炮台之外，那里还有一支丹麦海军分舰队，那就也需有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同其抗衡。
假如雷瓦尔和哥本哈根两处海军兵力合在一起等于或超过英舰数量，则分兵便为失策；必须首先制服哥本哈根，就如拿破仑必须首先攻克曼图亚一样。现代舰队迫切需要重新装煤，因而情况就更加严重。
一支野战军当其对敌处于劣势之时，便须后退，并应尽可能做到寸土必争，直到退至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当这支野战军通过该线时，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其本身的现有兵力以及可能期望得到的增援，按比例加强这些据点。将自己密藏在一座要塞之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不论是否合理，而就这支野战军而言，这却是一项绝望的计划。总体军事态势有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这是自取其祸。当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己方的交通？”
如果决定围攻，则要丧失时间；如果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较之被追击的军队相对来说则会遭到削弱。随着对每一要地进行监视，如此便形成这一削弱的过程，但追击者较之被追击者，在承受这一削弱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能力。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之外，如不想进行围攻，则可以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处或两处以上要地的优势兵力，因为各个分遣队无法协同其活动，而劣势一方则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这一有利条件。何况，追击者必定拥有优势，可能还是巨大的优势；而且当其经过时，便要危及或摧毁该地的补给线，从而该地的失陷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既表明了设防各据点的价值，又表明了其局限性。其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如何巨大，也决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以其机动能力可能取得的效果。
海上作战看来不会出现极其类似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陆军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以不断地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以阻止优势陆军的推进，这就使人认为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然而，我们也有类似的史例，它们至少可以具有启发性。这就是纳尔逊1799年于西西里外海以不足十二艘的战列舰，期待着先以为拥有十九艘，而实际却拥有二十五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战斗，也不肯让其占领他所防御的要地；又一次是在1805年，他率领十二艘战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十八艘至二十艘战舰的敌人遭遇。前后两次，他为同一目的所鼓舞，他表示：“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整个活动中，他的任务是对敌人实行逐个击破过程中的一个枝节；而由其余的英国海军兵力来收拾敌人的残余部队。这同1796年查理大公的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分担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吸引住莫罗，而大公自己却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