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西战争期间，塞韦拉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的运动也具有攻势性质，而美国则取守势姿态；这就是说，他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其达成目的。西班牙拥有三处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和圣地亚哥，我们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奔向何港，我们必须将兵力布置于两处港口之前，敌人企图入港就须不惜一战。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样的部署。因此，应予拦截的两处港口，显然应当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我们北部海岸这一设想的需要，而将西恩富戈斯开放。假如塞韦拉驶往该港，则他便会在美国快速舰队到达之前抵达该港。因而，将快速舰队保持在汉普顿锚地仅是假想的需要，但这依然足以说明海岸防御不强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我将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的论述(该书第1卷第29页)引述于下，而科贝特却是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对其加以直接限制，这一论述是：
“当我们说防御乃是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之时，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要一支较小的兵力，当然，我们只是仅就只有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假如我们对于敌人将要攻击的大体作战线确实一无所知，我们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兵力集结于该线，于是防御就会脆弱，因为我们被迫分散兵力，以便能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
然而，显而易见，一支强大到足能在数条作战线上阻止敌人的兵力，就应以其所拥有的优势采取攻势。在上述实例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真正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让位于分散，即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不是在一处位置上发挥其决定性的优势，而是在两处位置上维持勉强的均势。假设敌人的技能和训练水平同我相等，其结果可能是或胜或败；其唯一的补偿便是敌人会被打得溃不成军，以致按纳尔逊的说法他在当年的季节里再也无能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分舰队便会控制海域，就如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所做的那样。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深感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所表现的军事才能是如比低劣。
防御的根本不利条件极为明显。它不仅是弱方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态势，而且当作战线不只一条之时，这是常有之事，防御方还会苦于难以进一步确定敌人可能在何处发起攻击。这样便会导致倾向于需要分散兵力。防御的有利条件前已充分阐明，主要是可以从容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你采取守势之时，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已无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性，而敌人却具有以优势数量的兵力出现于你的正面之前的能力；除非你能于中途对其进行骚扰，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悬殊的兵力差别。一俟这一悬殊不复存在，你便应采取攻势。另一方面，采取守势时，理所当然，你应握有一支虽属劣势但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这一边境上据有一定数量的非经正规作战便无法夺取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没有这两个要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
然而，这里当前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关于本土海岸的防御，而是关于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一区域紧靠本土，则国家权力就不会像在本土那样获得全面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靠近美国，故美国在该处合法取得的各个地区，诸如巴拿马运河区、波多黎各和关塔那摩，同欧洲各国拥有的同样地区相比，便具有特殊的价值。又如日本在远东所拥有的位置，使其在维持和巩固权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较之每一个欧洲或美洲国家具有极为明显的有利条件。然而，在相隔距离非常接近相等的地方，位于两个远隔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我们当前所设想的海域，便会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那样。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期间，包括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便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乃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它们距交战列强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实际上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依赖两个要素：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却要取决于其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那些属于它的强固要地，便都将处于其后面，即位于其后方。于是，它们便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和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其同野战军的交通安全，则野战军便可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更加详尽地论述作战基地时曾经指出，这一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他说：“这些据点必须严加设防，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决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就好像他已具备了才能能从弹药仓库退出一阵后，又肯定仍会发现依旧完整无损。”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同样如此；而且它对舰队来说更为有用，更加需要，当其未加防御之时，就可能使舰队暴露，海军的行动就会受到更大的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