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假如纳尔逊于1798年尼罗河之战之前就已确知法国舰队的航行去向并选择他的攻击地点的话，那么最好是选在靠近埃及之处；因为假如法国人战败，在离法国这么远地方纳尔逊则能比较彻底地摧毁敌人；反之，假如他被打败，亦由于远离英国而不致使本土物质上遭受很大损失。如果导致一方希望在某一位置进行交战的理由确有依据，则这一理由也会促使另一方，如有可能，力求避免在该处应战。总的说来，迫使入侵者应战的地点，应当距离其本土基地愈远愈好；但须记住，在目的地附近取得小胜或部分胜利，并不一定就能阻止远征军的登陆。假设从古巴出发对圣卢西亚进行远征。在这种假设情况下，防御一方的舰队很可能采取攻势行动，力图对远征军进行中途拦载并在其航线上进行骚扰，这种战法可使防御一方在自由机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它没有运输舰船需要照顾。这种骚扰和等待时机正是纳尔逊所倡导的战法，他还主张在距离敌人目的港足够远的点上发动坚决的攻击，一举结束会战。而攻击方式则属于战术范畴。
假如海军决定性的优势尚未存在，则在攻占目标之前或之后，必须进行一次会战；假如存在这种优势，就应充分加以利用，于所到之处将残存敌舰悉数摧毁。至于海军处于劣势方面的问题，就毋需讨论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虑，面对优势舰队，除非只是牵制战，这样的长途远征根本没有理由的。当拿破仑于1798年以十三艘战列舰驶向埃及时，英国在地中海只有三艘战列舰，纳尔逊在援兵到来之后，采取主动仍然得以追上并超过远征军。即便这样，英国舰队的兵力仍然稍逊于法国。另一方面，法国在同年和1796年对爱尔兰的远征都遭到彻底失败；尽管原因很多，但实际上终究还是归因于海军处于劣势，正是由于处于劣势才迫使他们选在一年之中风暴最大的时间远征，以为这对规避最为有利，不料却因此使他们陷入灾难之中。假如选在较好季节，则英国海军的控制作用会就更为直接，更为显着。切勿将此评论理解为对于特殊行动含有谴责之意。这种特殊行动只是为牵制战而设计的，显然它是经过严密构思并能经受前所提及的标准的检验；即预期所获得的利益明显地超过失败所遭致的可能损失。
因此，这样一支远征军在途中应尽可能集结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它毋需为交通而担心，因为急需的补给伴随其一起航行。于是，担心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即如何保护运输船队的问题，以及一旦同敌人遭遇面对敌人如何进行机动的问题。其警戒和通讯由轻巡洋舰担任；战斗序列中的重型舰船则保持在舰队司令及护航船队进行支援的所及范围之内。
战斗舰船的这种持久集中，乃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条件。尽管可能出现需要另行分兵的情况，或者派出分遣队可能有利，这些战斗舰船都不应再行分散。1796年法国远征爱尔兰时，假如其陆、海军指挥官坚持同战列舰在一起而不脱离战斗兵力，本来很可能会像两年之后拿破仑在埃及那样确有把握地完成登陆。拿破仑可能接受了这次教训，他始终同舰队司令坚持在一艘最大的战列舰上。运载陆军部队开赴埃及的护航船队是从几个港口出发在途中集结起来的。当奇维塔韦基亚已经在望时，法国舰队司令曾向拿破仑呈送一份书面命令，请求派出四艘战列舰和三艘护航舰前往保护来自该港的船队，直至其同远征军主力会合为止。拿破仑在此命令上批示：“假如在这次分兵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现十艘英国战列舰，而我将只有九艘而不是十三艘。”法国舰队司令对此无言可答。这一事件对于意图和目的必须集中这一论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例证；或者用拿破仑的名言：“目的的专一”亦即兵力的集中是一样的。法国舰队司令的观点是，通过分兵他既能保护主力船队，又能保护即将到达的分遣队。拿破仑则看到，对二者进行防护，二者都有可能暴露而遭受覆灭之灾；因为，假如分遣队同英军遭遇，其对比将为十三比四；若主力同其遭遇则将为十三比九。即使分遣队拥有九艘舰船，也不见得就比拥有四艘更为安全，主队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支较小的船队在暂时无法避免隔绝的时刻里，就只好任其冒险。这一实例恰同建议将我们的舰队分开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完全一致；同俄国在最近这次战争中的错误部署，性质也完全相似。
只要陆军部队仍在海上，护航舰队就以护卫该部队为中心进行部署，这在性质上属于战术范围，其所依循的法则同每支陆军部队在行军中准备同敌遭遇所遵行的法则是一致的；但当目的地已经到达并已获得胜利时，陆军部队便自保安全，舰队为护卫陆军部队而进行的战术部署便告解除，随之而来的便是有关陆军交通联系，控制海洋以及舰队如何部署以确保最好地达成这些目的战略问题。像马耳他这样的位于交通线翼侧的中途敌港，到时便可能牵制舰队的全部、至少是相应的力量。
上面我们就一般原理对当前的主题进行了论述，间或附以例证。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列举两个远征史例予以讨论。两个史例相隔两千年，但它们所提供的共同教训有力地说明了重大的普遍的战略原理具有永久性。
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其所着的《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一书中，将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译者注：今西西里的锡拉库萨。]
的失败列入这些战役之中(见图9)。姑且不论这一特殊主张是否得当，但这一事件对于研究军事历史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肯定很有价值，因为它表明在物质或机械发展的一切条件下，战略问题尽管受到每个时代战术上的困难的影响，但却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