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类推，狭窄海域中的位置比起那些大洋中的位置更为重要，因为很少有可能迂回绕过它们。假如这些海域不只是旅程的目的地——“终点”——而是连续航程的“公路”的一部分；就是说，假如贸易船只不只是到达此处，而是途经该处驶往以外的其他各地，则过往船只的数量必然增加，从而各控制据点的战略价值也必增大。这里不妨以地中海为例，来阐明我所附加的“终点”和“公路”这些词的含义。在苏伊士运河凿通之前，地中海东岸和地峡均属终点。船只不能通过，货物有待转运。自从运河通航以来，地中海东岸就成为公路上的一个点，而其海域也成为贸易公路，而不再只是终点。当然，美洲的地峡及其未来的运河也是同样如此。如以百慕大同直布罗陀甚至同马耳他相比，仅就其位置而言，则可立即看出后二者所具有的优势，并可以此为例来说明有关狭窄海域的论点；因为船只必须紧靠它们通过，而百慕大做为一处补给站，尽管也具有优势，其所居态势有利于对通常的贸易航线实施攻势活动，但毕竟可以绕道将其避开，尽管有所不便和延缓时间，但仍然可能做到。
构成陆上战略和海上战略条件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陆上充满天然障碍，需靠人们的双手来排除和克服这些障碍，才能打开交通和道路。就天然条件而言，陆上几乎是障碍重重，而海上则几乎是坦途一片。因此，可供陆军通行的道路数量有限，而且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有利条件通常已尽人皆知；而舰船在海上从一点至另一点可能通过的路线却数量无限，尤其是蒸汽舰船还可绕道迂回。风向和水流等条件必然同所选取的短近距离一起将舰船束缚在一定的通用航线上，但在这些航线范围之内，仍有很多巧妙办法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如罗德尼在其呈送英国海军部关于一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本土的护航队的紧急信函中曾做了说明，这支护航队将不采取直接航线，而是航抵英吉利海峡以西至少六百海里的同一纬度之处，然后向东转航以迷惑敌人使其无法确知护航队的位置，同时并使英国海军部能够确有把握地对护航舰船进行增援。在其后的一次场合中他曾写道：“我曾严令指挥官不要试图驶向英吉利海峡，而是取克利尔角的纬度向西至少九百海里，再行继续向前航行。”拿破仑曾以精炼的语言说过，海军作战的决定性要素即是“采取隐蔽航线使敌人丧失时机”。
1789年纳尔逊对拿破仑远征军的追击，便是一个极为贴切的史例。法军总司令离开马耳他之后，并未驶向埃及，而是先向克里特岛航行。纳尔逊满足于已知敌人的目的地，便心安理得地直奔埃及。不幸他缺少一艘快速舰用于监视嘹望，结果其航线错过了法军的航线而丢失了目标；两支舰队的航线在同一天夜里确曾交叉过，但薄雾将它们彼此遮蔽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在数次大战中必需在法国港口的入口处进行严密监视，虽然并非进行封锁，于是这些港口便成为战略据点；因为，一旦港内舰队驶离港口消失在视野之外，则英国指挥官便只能推测敌人的大概活动航线，别无他策。
将1905年东乡大将的疑虑同1798年纳尔逊的疑虑加以对照，便可从中找出深受当代发展条件限制的基本类似情况，这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例证。纳尔逊并不知道法国舰队已开往何处；他只能依靠推断，依据种种迹象和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进行推断。东乡也不知道俄国舰队的可能意图，是打还是逃，虽则其最终目的地只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对其可能采取的航线却只能求助于推断，在推断中气候条件起很大作用。二位将领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情报，他们都经历了焦虑不安、犹疑不决的时刻。东乡大将的一个参谋写道：“就连确切断定敌人必将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敌人预期到达的时日已过而并未出现时，也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东乡把无线电的作用都算在内，但直到日本侦察船发现敌人为止，他也并未先于纳尔逊得知敌人的位置和活动。如其说他失掉了接触，无宁说他从未得到过接触。只是别的船只，而并非他自己的舰船，非正式地提供过一般的情况。恰如纳尔逊在尼罗河一样，东乡在看到敌人之前，也是毫无把握；前者是从战列舰的桅顶进行嘹望，后者是派出一艘侦察船在距离旗舰一百海里之处进行监视。二者所处的困境，都是由于不能在敌人的出发港口或在其航线的某一必经之点对敌人监视。对这一失策是否应予责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未能将侦察活动推进到足够的远处。
由于开阔的海洋可以提供许多机会来避开被认为是危险的位置，所以在一定区域内一等战略据点在海上要少于陆上——这一实际情况自然便提高了现有的这些战略据点的价值。例如，夏威夷在太平洋的总体方案中，就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战略据点。这是一个巨大的运动中心，一处无价的中途站；又是一处具有巨大天然攻势力量的前进位置，适于用做作战和补给维修基地；但在对贸易的控制方面，其作用却因海面广阔，便于舰船对其避开而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它是美国的属地，敌人无法将其用于战争或贸易，这就使该点除攻势价值之外，又具有守势价值。海洋的确如实体现了查理大公所想像的情景，他说：“在开阔地区，到处可以通行，敌人在这里不会遇到障碍，可向各个方向运动，这里或是没有战略据点，或是虽有而不多；反之，在起伏不平的地区，却可遇到众多的战略据点，这里天然条件构成的道路不可改变，非循其而行不可。”
恰如一艘舰船从欧洲驶往中美洲，它首先通过一片完全开阔的地区直至西印度群岛为止；在那里它进入起伏不平的一处，到处充满了价值大小不一的战略据点。
成为问题是过往贸易的数量，还有港口靠近航线的程度。这两种影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影响到位置的价值。正是德国工业、商业和航运的巨大增长，才使大不列颠由于拥有不列颠诸岛这一战略位置而成为德国的眼中钉。德国贸易的增长同大不列颠的战略位置结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与此类似，巴拿马运河这一新的商业条件，也将改变加勒比海附近的各个港口和太平洋许多港口的战略价值，这是由于途经这条航路的贸易增长所致。试想，一旦苏伊士运河重新关闭永不再开，则好望角的各个港口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都要受到影响。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威尼斯和热那亚命运的影响，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拥有的历史明证。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为方便的航路前进；随之而来，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海洋除了用为连结国与国的公路系统之外，别无可用。海或水乃是天然形成的流通媒介，恰如金钱被人用来交换产品一样。其流通方向或流通数量，二者之一一旦发生变化，人类的政治关系和实业关系也必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