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当有人极力主张将我们的战斗舰队平均分开配置于我们的两洋海岸时，这种主张过去有过，将来一定还会有，我们就能确有把握地指出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如1652至1654年，荷兰和英国就曾如此分兵于北海和地中海，两个半世纪以后俄国也将其舰队分别配置于波罗的海和旅顺口。我们还可以引述拿破仑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的历史事件所持的意见，当时，康华里拥有内线位置和三十四艘舰船，而他却将其分为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方十六艘，另一方十八艘，就像今天要求我们要做的那样；这种做法可使任何人都能预见到，一旦敌人发现其中一方，就必将居于显着的优势。
[科贝特在其最近发表的《特拉法尔加之战》这部着作中，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拿破仑对此的批评并为康华里的分兵辩护，康华里必须对付同盟国在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此外还要对付在布勒斯特的二十一艘，他将他的三十四艘舰船分为两个集团，十八艘部署于费罗尔港外，十六艘部署于布勒斯特港外。根据我的理解，科贝特辩护的理由是，费罗尔的舰船可能开赴地中海，并在那里对英国政府为谋求同俄奥两国结成联盟而正在努力创建的态势进行遏制。
任何困难的军事形势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毫不武断地指出，拿破仑的判断大体上是对的，而科贝特的判断大体上却是错的。当时在费罗尔的同盟国分舰队于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有意地放弃了地中海而开赴西印度群岛。返航时，它们并未采取较易的航线驶往地中海，而是避易就难进入费罗尔同该港的援军会合。与此同时，恰巧布勒斯特的法国分舰队驶入外层锚地，在重炮掩护之下，准备尽一切可能配合费罗尔分舰队的开进。当时的地中海总司令纳尔逊曾经追踪过现已集结于费罗尔的土伦和加的斯分舰队一直到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没有发现它们，于是他就率舰队返回地中海；因为这是他的特定职责，在没有获得确实根据确信地中海安全无虞并有必要开赴他处之前，他有责任预防万一。在接到直布罗陀所获取的土伦分舰队确已北上的情报后，他获得了这一根据。遂即他便率舰北上并同已经位于布勒斯特港外的舰队会合。所有这一切都可表明，纳尔逊已经认为危险已在北方，地中海已暂时安全无虞。这一总的结论得到了科林伍德的赞同，科林伍德只率为数很少的舰船留在加的斯港外，并继续负责兼管纳尔逊留在地中海的一支较小的巡洋舰部队。
其结果是，当康华里将其舰队分为两部，一为十八艘，一为十六艘，两部相距三百余海里之时，费罗尔的二十九艘舰船早已开赴海上，到达费罗尔的西-北西二百五十海里之处，就如俗称无形的罗什福尔中队那样占据了有利于在任何方向上作战的位置，于此关键时刻它正漂泊在附近海上而未被发现。而康华里指挥的分舰队处于此种态势之下，很有可能不是十八艘就是十六艘舰船，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与同盟国的二十九艘舰船相遇；如在布勒斯特港外遭遇，那里的法国舰船还可能进行配合。
其结果毫无疑问会是一场英国海军技艺加勇敢的出色表演；还可能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但正如纳尔逊所说，英国在令人厌烦地等待了两年之后，需要的不是辉煌的胜利，而是全歼敌人。“惟有数量才能达到全歼。”他的另一句名言也同样正确，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实态势，“假如考尔德以其十八艘舰船正面对抗二十七艘或二十八艘敌舰，即使敌人将我们的舰队打垮，但他在本年内再也不会对我们为害了。”然而，指出对态势抱适当的乐观态度是一回事，而赞许不顾后果的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十八艘英国舰船抗击二十九艘同盟国舰船，双方可能同归于尽，其留下的均势恰好仍同原来一样；而三十四艘英舰对付这一数量的敌舰就会全歼敌人。二十九对十八的差额，差不多正是纳尔逊不久之前曾经对他自己的分舰队所预期的同一差额，二十对十二；虽则他声明，他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奋起一战，但他声明的言辞是很谨慎的，采取种种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表明了他对执行这一声明的严肃看法。]
探索和创立主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往往没有几条——围绕这些原理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将其归纳分类，将会减少模糊观念所造成的混乱，使思维达到既简明扼要又方向明确，从而收到简明的理解效果。必须指出，蒸汽机简便了海军的一切运动，不管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还为交通这一要素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交通对陆上战略可能具有最为重要的控制作用；恰如陆军必须依赖于交通一样，蒸汽舰船则有赖于不断补充其有限的储煤量，相比之下，风帆舰船的动力却勿需依赖于供应。可能还必须指出，在长途航行中，总的看来，风力对于双方对手都是机会均等的，所以在风帆时代，就不会由于是否拥有足够的供煤站或战场是否同本土靠近而造成不平衡。煤炭可能比陆军在急行军中所能携带的给养延续的时日将较长一些，但在令人担心这一点上，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们的动力分别是粮食和煤炭，而不是人的腿和发动机。
舰队无风即停的时代，诚然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装载可供四、五个月之需的粮食和淡水即可不停地追踪敌人直到世界的另一端的日子也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纳尔逊于1803至1805年之间，经常在舰上备有三个月的粮食和淡水，并曾力求备足五个月所需之量；这就是说，力求达到将近五个月不依靠交通运输。如果要想减轻战略上的困难而多载煤炭，则吃水就会增大从而造成战术上的障碍，致使航速降低，操纵不便；或则如不增大吨位，就势必牺牲装甲和舰炮，这就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现在依然使人记忆犹新并受益匪浅。他的困难在于补给，主要是煤炭，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其最后航程仅余一千海里之时，他却毫无必要地下令各舰满装煤炭，这种轻率的举动造成的后果十分惊人。他之所以有此举动，只能归因于缺煤的困难对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他明知战斗不可避免，而这一失策的举动必将使其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境地，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