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取天下者，不失乎天下之机而已。夫机者，死生存亡之道，安危胜负之变，间不容发者也。故得其机者，能以弱制强，以寡败众，以安易危，以负取胜，是取天下之道也。失其机者，虽强必弱，虽众必寡，虽安必危，虽存必亡，是失天下之道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未战而庙算胜者，得天下之机也。上古之取天下也以仁，中世之取天下也以智，后世之取天下也以诈。取天下以仁者，汤武是也。取天下以智者，汉高是也。取天下以诈者，曹公是也。汤武则无事乎机，若以智以诈而得天下，要皆不失乎天下之机而已。
高祖区区南郑之间，因项羽击田荣，而遂定三秦。韩信东出，定燕、赵，取齐，而彭越往来梁地，羽虽百战而胜，而已疲于奔命矣。其后相持荥阳、城皋之间，迫三年而莫敢先退者，抚其机而不失也。
袁绍拥四州之地，北结乌桓，西连马超，通张鲁汉中，宗盟荆、益，兵强士盛，天下盖不知有曹公也。当是之时，绍能绥怀人民，内修攻战之备，使一骁将，合马超、韩遂之众，往来河东关、陇之间，则钟繇、王邑、杜畿之属，盖不得安坐抚其众也。于是西向临中国，蚕食宛、洛、徐、兖之境，四面而蹙之，以徐制其弊，曹公虽善用兵，无能为也。及操东击刘备，使田丰之计得行，则操必释备自救，而已无及矣。然官渡之役，五月不决，操兵少食尽，而欲议还许。荀彧劝以不可以失天下之机，卒能以弱制强，摧破绍师，则绍之亡，盖有由矣。其后操北击乌桓，崎岖千里，而先主方羁穷江汉之间，说刘表乘虚袭许。表固坐守之虏，无怪乎其不能用也。不然，则一举而操无所归矣。故操虽斩蹋顿，枭尚、熙二子，而犹戒其后，则其心盖已逆知表之无能为而冒险以行之耳。
曹公灭袁氏之后，自谓已无复为之敌，而天下不定也。于是破荆州，将八十万之众以临吴，其势盖建瓴矣，然而丧败而还，仅以身免，是无异于沛公劫五诸侯兵而破于睢水之上也，于是鼎足之势遂成而不可拔。而说者犹云，孙权赤壁之胜，不能命一二骁将，间道衔枚，以要其归路，则彼众可尽得而操可生虏，不知出此而乃区区于荆州之争。夫荆州之说则是矣，谓其可以虏操，则是不察当时之事，而何其言之易也。
方操之遗书孙权，吴人震慑，江东之士，无不劝权迎操者。而周瑜奋然排群议而起，遂以三万之众，烧而走之，固已壮矣。当操之北归，命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瑜虽乘胜，不过与仁相拒而已，是亦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又乌能越仁兵而取操也？且五万人犹难卒聚，又安能溯流分奇兵而间道要操耶？是不察当时之事也。
盖操以骄盈之气，致赤壁之败，而先主因以其间而起，虽以百折创艾之余，逡巡丧败之中，以之取荆、取益而定汉中，机之不可以不乘也如此。曹操自赤壁摧败之后，其气盖已不甚振，而尝称先主为天下英雄，又谓生子当如孙仲谋，其视诸子群臣，非复孙、刘之敌，而不敢轻视之也，亦明矣。及其一举降张鲁而不能逼益州，刘晔劝之，犹且不从。夫以新造之益州，而曹公之善用兵，取之易若振槁，而所以不敢窥者，以畏故也。故曰：“人苦不知足。”是以欺其臣也。
及先主斩夏侯渊而取汉中，固畏其逾陇右，而关中之众盖已愢愢然矣，此盖有可乘之机也。至云长获于禁，围曹仁，威震华夏，而曹遂有迁都之议。当是之时，与吴合谋，命一心膂以佐云长，而先主出汉中以向长安，共成倚角之势，则操虽或能制云长之师，而自关以东，谁复抗之哉？如此则天下之事，殆未可量也。顾不出此，而深居高处，置荆州于度外，寥不相闻，遂使吴、魏结谋，云长孤穷。既亡荆州，复大举伐吴，连营七百里，仅以身归，而孔明乃叹法孝直之不在，不已过乎？
孔明乘赤壁之胜，遂能有蜀。及成鼎足之形，乃失于进取之机。其后中国无衅，天下已安曹氏，而孔明犹出师不已者，其意盖以胜则定关中，不胜亦不失为以战而守也，此所谓善守者敌不知所攻也。故其言曰：“治国以待天下之变。”又曰：“伐贼亦亡，不伐亦亡。”其意盖可知也。自是三国之立，遂固而不可变，是则所谓曹公以荆州为饵而渔天下也。
曹操固善用兵，观其成败生死在俄顷倏忽，每能决其机而不失，虽数蹈危险而不忌，是决其机之明也。其所以不遂有天下者，骄于袁氏既定之后也，故吴、蜀亦因之以立国。呜呼，机之不可以失也如是。故曰，取天下者，得其机而已矣。
扬雄度越诸子
天下不知其几人也，古今不知其几书也。人物有细大高下，书有浅深醇疵，所未暇论也。要之，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
伏羲氏始画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数圣人设爻立彖，推义陈辞，以发挥《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后天下之开物成务者宗焉，言术数者宗焉，著书立言者宗焉。孔孟盖发挥之大者也，扬雄氏犹惧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故，因天地自然之数，覃思幽眇，著为《太玄》，以阐物理无穷之妙、天道人事之极。天下之人，知其为数而已，而乌知其穷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之人之莫知也。桓谭称其度越诸子，班固取以赞之，则亦不可以不极论其故。
自昔圣贤之生于世也，岂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见于斯世哉？适会其时，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后具，则其责不可得而辞。进而经世，退而著书，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经》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书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出而后儒者之事业始发挥于世。彼其时之不可以无此人也，亦不可以无此书也，岂若诸子之譫譫然诵其所闻而求以自见哉！
贾生之一书，仲舒之三策，司马子长之记历代，刘更生之传五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异于诸子矣。盖晚而后扬雄出焉。雄之书，非拟圣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论语》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心，则《玄》有功于《易》者也，非《易》之赘也。有太极而后有阴阳，故《易》以阴阳而明理；有阴阳而后有五行，故《洪范》以五行而明治道。阴阳五行之变，可穷而不可尽也，而学者犹有遗思焉，则雄之因数明理也，是其时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
起于冬至而环一岁，以应事物之方来而未已，是其时之可见者也。始于一而终于八十一，以错综无穷之算，是其数之可知者也。从三方之算而九之，并昼于夜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为三家，以该括天地之变，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时之可见者如此，其数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为首、为表、为赞、为测，深入黄泉，高出苍天，大含元气，纤入无伦，文义繁衍，枝叶扶苏，虽一时、一日、一分、一算之间，莫不有至赜之理、无穷之用，开启思虑，发挥事业。通此心于天地万物，而错综阖辟，无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时日分数而尽得之，此岂为《太初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为书必待雄而后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则时日分数之理无往而能得其用，将何以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书虽人道之不可少，而犹有待于后之君子也。当时之不知可也，后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谭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无此书，则雄实病之。天下而果不可以无此书，则千载之下雄之心犹一日也。
《法言》之书，所以讲论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义者也。《玄》尚不知，虽知《法言》，犹不知也。因数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圣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诸子乎？世无皇极之君以大其用，又无道德之望以发越其旨，则桓谭之言姑以致其意而已，岂敢自谓有补于雄哉？
呜呼，天地万物之理未尝不昭然也，更圣越贤，苟可以互明其理者，无所不用其极，而天下之人犹未尽赖其用，则诸子之譫譫，真可谓自鸣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
补刊震川集之八
应制论
天道善胜如何论
不物于物，然后能役乎物。凡盈宇宙之间皆物也，物相役而无有终穷者，皆形气之为也。囿乎形气之中，而不能自超于形气之表，则与物为物耳，又何以役乎物？盖形气有尽而理无穷，万物有欲而造化无心，此其所以不物于物也。夫以物役物，则物皆吾敌。物皆吾敌，而一切求胜以胜之，穷矣。不以物役物，使天下之物皆失其所以为物，而惟我之听，是必有妙乎物者。夫岂有心于胜物哉？其不能违乎天者，不能违乎道也。故曰：“不物于物，然后能役乎物。”天道善胜，老子其知道者欤？请论之：
“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为是言也。夫既物矣，而必曰“不物于物”，何哉？盖自气化形生，而物形焉。虽造化之大，不能离形气以自立。不能离乎形气，则不离乎物矣。然其所以摄万有、役群动，使之自强自弱，自屈自伸，皆莫知其所以然者，是必超于有而妙于无，非可与并言也。盖惟天下之至无，为能御天下之至有。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御天下之至动。惟天下之至一，为能御天下之至不一。洪纤高下，纷然而不齐者，至有也，至动也，至不一也。然而有者安于无而无者胜，动者安于静而静者胜，至不一者安于至一而一者胜。果孰使之然哉？理之自然者，物之不容不然也。动动相形，有有相使，纷纷扰扰之交相病，天之为天而与是琐琐者争衡，则亦敝焉耳。天道不如是也。雷风之相薄，水火之相射，寒暑之相推，阖辟变化，未知其所终也。及夫进者退，成者除，劳而不止者息，则孰胜焉？勾者欲萌，甲者欲拆，爪强者欲搏，而齿刚者欲决，群趋汇奋，交战而不可御。迨夫荣者悴，实者剥，而悍然者帖然，果孰胜之者？众寡之相暴，强弱之相凌，而矜智力以相雄长者，惟恐人之有强于我也。及要其终，则众欲暴寡而卒无加于寡，强欲凌弱而卒无加于弱，智者穷于智，力者屈于力，向之胜心，又安在哉？吁，是可以观天道矣。
宇宙间万形有弊，惟理为不朽。天下之独立无对者，理而已。凡物则有对，有对则有争，争则有胜、有不胜焉，至于理则凡物莫能夺也。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人固可胜也，天其可胜乎？而包胥之言，非不知天也，不知道也。《易》之《乾》曰：“乾道变化。”又曰：“首出庶物。”盖天者天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运于无形而超于有形，此万物之所以资始乎乾。而水湿火燥，云龙风虎，使之各从其类者，元之功也。故圣人之赞乾，必以天下之至健者言之。惟至健则举天下之物莫能加于此矣。老子善胜之论，其得诸此。天何心哉？善者自福，淫者自祸，倾覆栽培，不过因其材笃之耳。故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兹不物之说也。
武成二三策如何
论曰：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后世之儒者始有言外之意。夫以圣人之心，何至于有所不白者？而事变之来，不能不蒙人之疑也。而圣人适遭其时，不得已焉而为之，圣人之心始晦矣。后之人得借是以自便其无忌惮之为，儒者忧之而有言焉。意谓宁以吾言病圣人，无宁以圣人之故病天下，此“《武成》二三策”之说所由发也。呜呼，其有忧天下后世之心也，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轲岂不知武王者哉？七篇之书，其论武王详矣，曰“无畏宁尔也”，曰“非敌百姓也”，曰“安天下之民也”，曰“救民于水火之中也”。此武王之心，轲知之矣。然则“取二三策”之言，是果何为而发耶？夫亦忧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于后世，恐或者因辞以害意，得以启其不仁之念，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不然，圣人岂果不足于中者哉？
昔仲虺作诰，尝述汤之惭德不释于伐夏之日。夫以汤介陑之师，是皆应天顺人之举，则亦何惭之有？汤诚恐吾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或得以贻口实也，是以宁自贬而不忍以自隐也。汤之不自隐而得虺陈义以白之，汤无惭矣。若武王之心则未白，孟轲则不容以不辩。呜呼，孟轲之意，其亦仲虺之虑夫后世也欤？是亦悲武王之不幸，而无仲虺之诰，又有《武成》之书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