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好音乐，善琴笙。（三七）书钞卷一一
（一）“孝桓皇帝”，事详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袁宏后汉纪卷二、卷二一、卷二二。汪文台辑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卷一、袁山松后汉书亦略载其事。
（二）“河间孝王”，即刘开，章帝子，永元二年封河间王，立四十二年卒，谥孝，见范晔后汉书章帝八王传。
（三）
“蠡吾侯翼”，范晔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云：“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河间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留在京师。岁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窥觎神器，怀大逆心，贬为都乡侯，遣归河间。翼于是谢宾客，闭门自处。永建五年，父开上书，愿分蠡吾县以封翼，顺帝从之。”
（四）“匽夫人”，名明，为蠡吾侯翼媵妾，和平元年，追尊为孝崇皇后。事详范晔后汉书孝崇匽皇后纪。
（五）“本初”，原误作“太初”，聚珍本不误，今据改正。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作“本初”。
（六）“迎帝即位”，通鉴卷五三载桓帝即位经过云：本初元年闰六月甲申，质帝卒，“将议立嗣，固（谓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谓梁冀）书，……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朝廷莫不归心。而中常侍曹腾尝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初，平原王翼既贬归河间，其父请分蠡吾县以侯之，顺帝许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征到夏门亭。会帝崩，梁冀欲立志。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曹腾等闻之，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皆曰：’惟大将军令！‘独李固、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说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汤，安之孙也。庚寅，使大将军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蠡吾侯志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
（七）“太后犹临朝，御却非殿”，此二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云：桓帝即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李贤注引东观记云：“太后御却非殿。”今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
（八）“芝草生中黄藏府”，此句原无，御览卷九八五引云：“桓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黄藏府。”今据增补。御览卷八七三、记纂渊海卷四、合璧事类卷一九引云：“桓帝时，芝草生中黄藏府。”字句与御览所引稍有不同。稽瑞引云：“皇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黄藏府袭。”“皇”字乃“桓”字之讹，“袭”二字疑为衍文。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四月载：“芝草生中黄藏府。”李贤注引汉官仪云：“中黄藏府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
（九）“江舍及李坚等伏诛”，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十一月载：“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伏诛。”李贤注引东观记云：“江舍及李坚等。”今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
（一）“永兴二年”，此句至“身中皆有雕镂”诸句原无，御览卷三五四引，今据增补。此句上御览引有“桓帝”二字，因与上文重出，今删去。
（一一）“青”，原无此字，稽瑞引有，今据增补。
（一二）“得玉玦”，此句至“周五寸四分”句稽瑞引作“得玉钩一枚，钩长一寸三分，玦周五寸”。
（一三）“诏司隶”，此句至“以助民食”诸句原无，御览卷九七九引，今据增补。此句上御览引有“桓帝永兴二年”一句，因与上文重出，今删去。范晔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载：“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韶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民食。‘”
（一四）“延熹元年三月己酉”，此下三句原无，玉海卷一七一引，今据增补。
（一五）“初”，此字原无，御览卷一九六引云：“桓帝延熹元年，初置鸿德苑。”今据增补。初学记卷二四引又无“初”字。
（一六）“置令”，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云：“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李贤注引汉官仪云：“苑令一人，秩六百石。”
（一七）“二年”，此句原无。据范晔后汉书桓帝纪载，桓帝诛梁冀在延熹二年，今据补“二年”一句。
（一八）“单超等五人”，谓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小黄门史左悺、唐衡，见范晔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一九）“封超等为五侯”，封单超新丰侯，徐璜武原侯，具瑗东武阳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阳侯，见范晔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二）“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并坐不卫宫”，此下四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二年八月载：大将军梁冀等被诛，“司徒韩演、司空孙朗下狱”。李贤注引东观记云：“并坐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以爵赎之。”今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
（二一）“初置秘书监”，此下四句原无，初学记卷一二引，今据增补。此句上初学记引有“桓帝延熹二年”一句，因与上文重出，今删去。书钞卷五七引云：“桓帝延嘉二年，初置秘书监，典掌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皆统之也。”同卷又引此文，无“典”字，无“皆统之也”句。御览卷二三三亦引此文，“典掌”二字互乙，无“皆统之也”句，余与书钞卷五七引同。书钞、御览所引“延嘉”为“延熹”之讹。万花谷前集卷一二引云：“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掌国史。”“延熹”二字尚不误。六帖卷七四引云：“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曰国史之兴，将明得失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合璧事类后集卷三六引同。按“曰国史之兴”以下，非东观汉记中语。初学记卷一二在引东观汉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云云数句后，又云：“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曰：’夫国史之典，将以明失得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六帖、合璧事类所引皆本初学记，而又脱“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九字，遂以温峤举荀崧语误属东观汉记。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二年八月载：“初置秘书监官。”李贤注引汉官仪云：“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
（二二）“烧当等八种羌叛”，此下二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二年十二月载：“烧当等八种羌叛，寇陇右，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罗亭，破之。”李贤注云：“东观记曰追到积石山，即与罗亭相近，在今鄯州也。”通鉴卷五四胡三省亦引李贤注。此下二句即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按范书段颎传载：“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颎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虏皆奔走。明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颎军。颎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颎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可见段颎追羌于罗亭，是延熹二年时事，三年春，又追羌至积石山。桓帝纪亦云：延熹三年闰正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积石，大破之”。
（二三）“三年，白马令李云坐直谏诛”，“三年”二字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闰正月云：“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今据范书增“三年”二字。
（二四）“四年”，此下三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五月载：“己卯，京师雨雹。”李贤注引东观记云：“大如鸡子。”今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
（二五）“五年”，此下五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载：“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李贤注引东观记云：“时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今据李贤注，又参酌范书增补。
（二六）“以京师水旱疫病”，此下四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载：“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下李贤即引此下四句作注，今据增补。
（二七）“时贼乘刺史车”，此下五句原无，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八月载：“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其下李贤引此下五句作注，今据增补。
（二八）“七年冬十月”，此句至“其二绝者祠之”诸句原无，聚珍本有，今据增补。姚本亦辑有此段文字，惟“七年冬十月”句作“延寿七年十月”，余与聚珍本同。姚本“延寿”二字乃“延熹”之讹。此段文字不知二本从何书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