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臣前因交议事件，公疏条奏，九月十六日，复以台防紧要，专摺渎陈，计邀圣明洞监。兹臣复接厦门转信，及日内风闻，妄拟三端，用备采择。
湘军淮军宜互调也。风闻左宗棠疏请，由南洋拨船五艘，北洋拨船四艘，迎接杨岳斌新募八营赴台。见在杨岳斌所统之营，能否克期应援，固难悬揣。第念发捻平定以来，湘、淮两军，各树一帜，见在刘璈所募湘勇，不下万人，而刘铭传奏报情形，若除铭武一军，他无足恃，是不独湘、淮各存意见。盖腹心指臂之用，非所素习，亦实有难於调驭者。且杨岳斌与刘铭传势难相下，不莅台则统带无人，莅台则事权不一。彼此牵掣，虽多奚为？向特患南北洋不拨船救援军，今既有九艘可以济师，则与其载缓不济急之湘军，不若将原拨援台折回之淮勇二营，及见驻江阴张景春所带之淮勇六营，移载赴台，而以杨岳斌所募之湘军八营，次第由江轮载至江南，填补淮军之缺。即令杨岳斌驻紮上海，以便调度接应。如此则以湘军归曾国荃，以淮军归刘铭传，稍一转移，不独台援迅集，亦各收廉颇用赵之效。
客兵土勇宜并重也。臣接厦门信云，台北淮军，不习水土，受瘴故者甚多。刘铭传以亲军过单，志在固守待救，土人疑其退怯，汹汹不平，官绅积疑，久恐激变等语。臣惟台人强悍性成，缓急可用，刘铭传历台未久，人情风尚，犹未尽知。故不能就地取材。因势利导。臣谓与其上下猜愤，将同室以操戈，不若兵团相资，化阋墙为御侮。盖土勇之胜客军，其利有五。无瘴故之患，利一。习山蹊之险，利二。伤亡即补，无转载之艰，利三。各卫身家，其战必力，利四。游手无业者，悉编伍籍，敌人无从诱胁，利五。第非假以重权，则责成不专，易致观望。查林维源本有三品卿衔，陈霞林系候补知府，可否破格鼓励，宠以虚衔，特授督办团练大臣字样，谕以刘铭传孤军无援，兼须统顾大局，该绅等籍隶淡水，食毛践土二百余年，理宜敌忾同仇，以彰义愤。所有基隆地方，为法人所侵占者，责令该绅等督率乡团和衷共筹，力图克复。至所用饷糈，即着该绅就地筹捐，俟事平之日，准其开单移奖，天语宠褒，该绅等具有天良，必能毁家纾难。一面请谕寄刘铭传，务须设法联络，以固人心，无得专恃客军，致成孤立。
保护法商，宜有限制也。前奉谕旨，法商一体保护，我朝如天之仁，原冀其悔而就范，乃数月以来，猖獗愈甚，要求愈贪。当事诸臣，曾未规昼全局。夫各国之利於言和者，为通商耳。若一面决战，一面可以通商，则外人与我，遂有不必求和之势，故法商不停，不独败不可恃，即我百战百胜，法人敛兵归国，不言战亦不言和。彼但岁岁为入寇之谋，我遂处处无撤防之日，相恃既久，於彼之商务，略无所损，而我之饷力，固已不支。从来劳师袭远者，利在速战，今转我急而彼暇者，职是故耳。见在法人既据基隆，复欲封我海口，怙恶欺陵，普天同愤，应请明降谕旨，将法人不知悛悔，不能一体保护情形，再行宣布中外，所有各省通商口岸，法国坐商，及往来法国商船，勒令限期，一概与之绝市。一面敕南洋大臣，将法使巴德诺即行驱逐，不得任令留沪，潜通消息，并敕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照会俄使，不得藉口保护。此议果行，则法之商人，度必以罢战为急。盖外国之饷，取之於商，战未得利，商人先受其害，孰肯弃有着之利，供无穷之饷耶！且各口停商之後，即使基隆煤矿，万一不守，而煤矿得利之商，未必即各口停利之商。我但坚持，彼必内哄，此理势之必然者也。故不停商务，我虽胜而害无穷，能停商务，我虽败而势可胁，利害之间，相去霄壤。或谓法商在中国者无多，恐非所重，不知法有租界码头，坐商虽少，而轮船运载之利甚多。观此次所拟条约，一则欲购其船械，再则欲办铁路工程，未尝不以商务为转旋，是其明证。且我以畏法要劫，押招商局於美国，是彼能阻我之商，而我尚欲护彼之市，有是理哉！夫迫而言战，原朝廷不得已之苦心，不顾国体，而一意求和，其罪固不容诛，但知主战，而不思制敌之策，则虽一日幸胜，终无跨海声讨之日，是无论为和为战，权皆自彼操之，将以何策为收束地哉！臣故谓闭关绝市之谋，不可缓也。
臣为筹防制敌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