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儿，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庵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