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回忆录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到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以为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的。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结果的。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的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嘻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一至于此!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的。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正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至极。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