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营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本营的军医长邓鉴三。邓先生是一位老廪生，我在南苑时就认识。他专长的虽然是医学，然而汉学方面也极有根底。平时常见他涉猎经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对朋友也忠诚恳切，算是我早年最敬爱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问邓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等小说书，句句都懂；看《纲鉴》、《列国演义》，就囫囵吞枣，许多地方看不懂，这怎么办?”
“都是读得太少的缘故。”他说，“你要是熟念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我开始念《古文释义》，由邓先生随时为我讲解，随时自己偷空念，每篇念至能够背诵方肯罢手。这样的读了不到百余篇光景，觉得就有了不少的进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讲解，即能自己领悟。再来翻阅《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这时很容易就懂了。
这时可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营中的讲堂，督促的仍然很严厉。王化东协统每天亲自到堂，亲自点名，看着督着，因此谁用功，谁不用功，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人人为之振作，不敢荒废。教官都是由陆大毕业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萧习之先生。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各科讲授都非常热心，大家也极努力。从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时间。下堂还要带题目回来做，隔几天一次测验。功课进行，分外加紧。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关于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是紊乱，而且也多是启蒙的，尚谈不到分门别类的专门方面的研究。经过这番讲堂上的系统的训练以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对于战时军事指挥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我都粗粗有了一点儿心得。因此我感到军队中教官的好坏，关系实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渐由浅入深地教导，无论知识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堕落，都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为三营后队队官。同我时相砥砺的，一是二营左队队官王石清，天津人，为人刻苦耐劳，好学不倦，处人对事都必恭必敬，把小事当大事做，把假事当真事做，最擅长的是拳法，在营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队队官郑金声，山东人，为人热诚浑厚，努力读书，什么苦都能吃。他当排长时，每月二十五两的饷银，他要分出一半去奉养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营中伙食等项扣光，往往在冬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后来为张宗昌所害。一位是三营左队长邱岘章，济南人，短小精悍，写做俱佳，为人极有血性，真诚爽直。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东协统的督教之下，得益很多。我们也过从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驻军，这时除了我们第一混成协以外，尚有当地的巡防营。巡防营的统领，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说起来也颇有趣味。原来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义的好汉，被他不动声色地出卖了。他拿了这位好汉的脑袋，便换成功这个巡防营第三营统领的官职。古话说“长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来的资财，因此不但和徐总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东协统以及各标标统处，他也今日送礼，明日请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联络，甚至营长以上的官长，他也有的送他们几匹马，有的送他们几支盒子枪。这盒子枪，那时是少见的贵重东西，带兵的人见了，无不食指大动的。人家一得到这些东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变换了方向。就是这样子，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队伍刚到新民府的时候，这位了不得的还刚被收服。他的住处在街的另一头。因为对他不能放心，我们奉了令，每天都要实弹放哨，防他变乱。市面上为此显得惊慌紧张，士兵们也个个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两个哨兵相遇，因为口令没有答上，就神经过敏，以为图谋不轨，两下里都开了枪，大打起来。打了一会，听到嚷：“排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