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如何赔偿。我说你把我们的活牛打死，现在就要你们把它们弄活，送回终南山去，否则一定不放你们走开。安德思知道闹僵，把高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半晌，高才软了下来。两个人说，他们行猎，自当邀我准许的，只因他们来时，正值我忙军事，所以未及通知，这的确是他们的过错。现在野牛已经打死，没法弄活赔偿了，只有请我饶恕他们这一次，以后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们知道这么说，早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服理和法，定要强硬相待，才肯软服呢?试问在你们自己国内容许外人这般胡行胡为吗?”因告诉他们，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后再不许有这样的行为。说了一顿，才把他们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房嫂子到陕西来找我。在我家穷困时，她曾竭力资助过我的祖母。第一章中，叙及我父亲考中武庠时，报子报来喜讯，我祖母无钱开发，幸赖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鸡蛋来，才打发了报子出门，说的便是这位嫂子的事。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我已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由家乡巢县远远地跋涉前来，要我为他的孙子谋一优美的差事。论事情她是我的亲族，又是有恩于我家的人，我应当好好偿其所愿，以报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孙子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当回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说：“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在我署中来，闹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我这答复给了她一个失望，仅仅送了她一些路费，让她带她的孙子回籍了事。这以前，有一位堂弟来找我谋事，我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理本业，永远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县的乡亲，都不满意我，又有许多人骂我矫情，骂我故意以此鸣高。关于用人的意见，和重用乡亲本家的病害，在我的书中一再言之了。总之，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民指责我；宁愿叫糊涂人骂我，不能叫有知识的明白人讥笑我。那种以公报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实以读了些书，见了些事理，又受许多朋友们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国家大事为徇私情的儿戏耳。
我在陕督任内，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子上便摆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关于批阅公文，向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交给别人代看，一是自己亲看。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里不能自安，事实上往往会发生病窦。如果亲自动手，则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管理军队。倘终日忙于案牍，把军队的事丢到一边，那算得什么督军?我为这事很觉踌躇，结果仍是要发奋自己来看。我努力试验了几个月，每天一早起来，即与秘书长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和军务科长石敬亭四个人同看，直看到晚间七点，还是看不完。看得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既被荒疏，而于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补益。我觉得这种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军事负责者将其本分之事抛弃，而日劳于案牍；二是叫人耗费精力时间于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两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问题，实在不可忽视。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弥漫起阴沉的战雾。原来直皖战后，奉军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与直系渐成对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因其鹰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为它扰乱中国攫取权利的工具。可怜军阀们只知自己眼前的一点权势和利益，哪里想得到国家民族的危险!
奉直两方开衅的导火线是梁士诒组阁的问题。梁氏组阁是以替奉筹款为条件，因为若要直系政府站得住，则非使奉军不得入关方可。梁既甘心为奉系效力，奉系即以武力撑其腰。梁士诒的确是位能手，他为要向日本筹借巨款，献忠于他的主人奉系军阀，不惜在华盛顿会时，将山东问题对日让步，又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媚日误国的行为层出不穷，若不以断然手段将他击倒，则其为非作恶将不知伊于胡底。酝酿至四月二十八日，所谓第一次奉直战争终于在直隶北部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