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众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绝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领到许可证没有。他们却很率然地答说，他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说：
“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么?”
他们说：“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得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会是私自行猎呢?”
我说：“谁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么?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那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么?”
两人之中，高士林最为强横。此时那位美国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经默默无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强辩，他说道：
“我在中国已经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许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不准许外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我问他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具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行猎，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见情势不佳，连忙向我认过谢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哓哓不休地狡辩着，简直不可理喻。我站起来，大声喝道：
“别的话都不必说，我现在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