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棓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炮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第二十八章督陕冯玉祥回忆录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