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民工看着我说，“岳记者，你怎么了，你那里不舒服吗？”
我清醒过来，对他说，“我没什么的，如果你们果真要那样做，你们还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写材料，你们可以找我，我会帮忙的。”
“那好啊，岳记者，那就这样说定了，我们正愁没个人给我们写材料呢，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写写算算的人！”那民工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五十岁的头发花白的人的肋骨被打碎刺破了肺部，做了手术，但这会儿好了些。还有一个人头部被打破，他的纱布还缠在头上，他笑着说，“我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胳膊被打断了，手臂上还缠着粗重的石膏。从脖子那里绑着一个绷带。还有一个的眼睛角膜被打坏了，医生告诉我说，他的眼睛即使治好，也会影响视力，他活到五十岁以上就会双目失明。还有一个人的脚从脚背那里刺穿了，伤到了筋骨，会留下后遗症。他们受伤的都有六个人，而这里面受伤最重的可能就是那个截肢了的三十岁的男子。他们再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我。我的念头里已经整理好了书写的这个材料，我将它们理顺了。
我给他拍了照片，还让医生出示了医疗证明，并将这些证明都拍了照片。我告诉医生，如果这些人出院的时候给他们开好合法的医疗证明，还要在医院里进行备案，好在将来用得到。医生看着这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他们知道我是报社的记者，还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到我这里。他们很尊重我的建议，那一时候我暂时地忘了我为一个贪官污吏做假证的劣迹，而感到做为一个记者在社会上引起的尊敬与寄托别人信心与希望的分量！我在一段长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这种分量鼓舞着，只要我没记起来我为社会最肮脏的东西进行了某种交易——我就一直受到鼓舞！
后来，我按照他们叙述的东西写了一篇材料，交给医院里的民工。我还在暗中将它复制了一份，用作备案，这些东西也许以后会用得着。我甚至将我书写孙志文的新闻稿还有吴兴安的一部分与孙志新有关的新闻稿都收集起来。打成一个册子，我设想着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将他送进坟墓！
屋子里安静极了，我将吉它放下来，这种沉默让我感到我身边的高加林可能睡着了，我底头看了一眼，但他的眼睛睁着。他的眼睛很沉静，我知道他在沉思。
“你想什么呢？”我问。
他两只手还交叉在一起放在头下面，头枕在我的被子上躺在我床上。
他轻轻地摇摇头说，“岳阳，真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代，但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一直多么单纯啊！”
我又说，“但我知道这个时代里的价值观发生着变化，我的观念也跟着时代在变化。就正如江少波一样，他是一个贪官污吏，但他同时是一个对环保意识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当道的时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初期，环境问题还未被如此提上日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积极地倡导，他是一个真正的环保主义者。有时候我想的是他在一方面也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盯着最表面的东西，看到有人发财了就要眼热，有人走运了就要妒忌，还一心要挖出他走运时的不干净，比如他可能谋了财害了命，就是这类人没有干那些事情，有心人就是要给这种人按上某些罪名——就是要给这部分幸运儿戴上一顶帽子，将他们压在帽子下面，否则就不舒服。加林，这几年我对孙志文也改变了看法，我也是他的受害者，但我还是改变了我的看法——做为地产界的大亨，他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虽然搅乱了当时的那个我已经离开多年的城市的某种经济格局，也对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一场不小的风暴，但他还是创造了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他将他的工程过硬的质量当作标本立身之计。我一直想如果去年的那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假如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发生，孙志文经手建造的大楼桥梁还有别的地铁，公路什么的都可能躲过此劫，不会倒塌，因为最容易出事的建筑物大多数都是豆腐渣工程。我后来想在他建造的工程上做做文章，但他的工程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就在那段时期，我还明白了，我们国家的高端写字大楼的年限一般都在三五十年以内，不超过五十年，但据权威部门鉴定，孙志文经手的高端大楼却与欧美国家的大楼的年限非常接近，都在六七十年或者以上，他的管理与业务上都超过了我们国家对这种大楼的年限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灾害也是人为的次级灾害。他还创造了他自己的文化价值，那就是他那么庞大的财富的一大部分设立了公共基金，还在西北，西藏几个贫困地区进行了个人援建。加林，有时候我想，要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就要对这个人冷静客观地加以分析与判断，不能带上任何个人的情绪，那样就会有失公允。那就要公正地看他做出的贡——只是这个张扬的人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少与这个世界的人结怨，而多一个朋友也许对他来说更好。他甚至不需要雇个保镖在自己身边，连睡觉都睡不安稳。就是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也给他找了不少麻烦。”
高加林又点了点头，他问，“后来呢？”
“他如果还在业界的话，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大的孩子可能都近二十岁了！”我说，“管他呢，有人要来有人就要走，这是规律，谁也改变不。我已经没有那里的消息很久了。在我做记者以后我就离开了那里，我是被他赶出来的，我介入他的生活，因为我还要调查他的那些犯罪的劣迹，但我却害死了刘楠！我遇上她时，她正做着她千秋大梦，她被孙志文承诺要花钱捧她，还要到声乐学院进修一两年，充充电，然后理所当然地包装一下，再与一家音乐制作公司签约。只要庞大的资本介入，那样的事是很容易实现的，钱可以让有钱人的情妇们进入文艺圈，制作公司也可以卖到名家的音乐，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加林，与我们遥不可及的东西在有些人却轻而易得，这就是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地方——其实也不怪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要怪也要怪我们每个人不具备那么大的本事，一种让世界按照我们的设想运转的那种本领，人家孙志文们就可以，但我们不行！”
“其实我想到过，人与人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有人付诸行动，能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事都在轻易地摆平，甚至能为自己服务，但有些人则不能。这是人的天赋，是没有办法的事！”高加林说。
“不，不是的，加林，只要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去做事，每个人都具备成功的条件，就像我，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也像孙志文，如果他当初不设计打击同行，从同行手里夺取那么多均分于大多数人的利益集中于他，他会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帝国吗？我不是说他所有的财富都是用这样不正当的东西赢得的，但是不正当的这种手段也是一种积累财富的方式，这种高手运用的技巧娴熟，狠、透而滑——人们就是知道他陷害了别人，别人又能怎么样呢？他还有一个秘密并不被大家熟识。那就是对权利的运用，这又是他的另外一种娴熟运用资源的技巧。”我说。
“哦？！”高加林又惊讶了。
我将那份材料交给那个民工的时候顺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最坏的打算，那就这点证据甚至就你们这点事还不足够引起公愤——如果没有办法为自己讨回公道，那就把事情闹大，闹到最极端。这样人们才会重视。现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有围观看热闹的人们只为这点事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致与震动，舆论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法庭做不了主，就要靠舆论造势，其实舆论也会有着审美疲劳的度与量，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什么都有了，他们已经看过暗杀的，谋杀的，奸杀的，还看过暴尸的，刮杀的，分尸的，什么都看过，还在现实中看过最惨烈的死状，比如车祸中的身首异处等等。民工被打伤打死——这对看热闹的人们来说还造不成什么声势，那么就要找一个主题，能吸引看热闹的人们的眼球与意识——只要你们引人注目，足够吸引了看热闹的人们，舆论才会暴发，否则就不行。”
那民工说，“那要我们怎么办，岳记者——什么才能吸引看热闹的人们的眼球？”
“我不知道，对于京城的那帮遗少们来说，什么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定要找一个当前最让所有人关注的事情，你想想是什么？”我提醒他。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解，我笑着说，“一件事情其实看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引人入胜，那你就无法取得成绩。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打上经济的旗号——因为这个时代什么都要用钱来衡量，当然也许还有比这个主题更吸引人的，只是我还没有想到罢了，还可以是人权，当然被无端打伤打死已经侵犯了人权！”
那截肢的民工点点头，但他没解其中之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问，“岳记者，我们如何打着经济的旗号，我们与经济沾边吗？”
“不沾边，但一定要沾上边，只要你们吸引了舆论，达到造势的效果再解决问题。”我说。
“如何沾上边！”他再问。
“只要真心找理由，理由还不多吗，比如他们屠杀了经济建设的功臣什么的，比如他们打杀的还是对他财富最基本的建设者与给予者。你们都在为他创造价值，他只不过付给你们报酬——随便什么的，但一定要将主题挑起如今价值观的某根神经，让最普遍的价值观中让舆论疼，这样才会出效果。就从这里引申到民生问题，还要引申到农民工的底贱的环境与不公平，就在你们身上让所有人看到如今这个经济大潮中这个最底层的民众处于什么地位，让经济飞速发展的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们也看看在这些经济建设背后的血泪与尸骨。惨淡的事实还不足以引起麻木不仁的人们的重视。民众们已经忘记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我的兄弟们，你们的悲惨还不够刺激最冷漠的心，还要暧昧地要让他们引起重视。让入住这些大厦的人们懂得这些宽敞明亮的办公大楼底下是农民工的累累白骨与血水。是啊，你说得对，要让这个最黑暗的天地里捅出一个穹隆。但是这个世界太麻木了，有条件的人在歌舞升平，但谁会管不幸的人的死活。”我说着说着就激动了。
“我明白了，谢谢你，岳记者，我们也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会出现，但我不知道到时候还会求谁，那里也人生地不熟！”那截肢的民工也难过地说，“这真是有冤无处诉，岳记者，如果你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好了！”
我为这样的信任很伤感，我又记起了为江少波做的那次采访与报道。我在这样真诚的心灵面前会深深地底下头，因为我知道我已经配不上接受这样的诚意。
我笑着说，“哈，算了吧，等到了那一天再说，这也是我对现状的一点理解，也许事情就远没到闹到北京去的地步，就也许下一次审判的时候会判给你们最想要的公正呢，如果到了那一天你们真找不上人帮忙，我还可以为你们帮忙的，你们放心，我分文不取。你们临走时，我会给你们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那就太感谢了，岳记者，真的谢谢你——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我忽然对我们的未来有信心了。”那民工兴奋地说着。
我听着这些就从那里逃开了，这要比用刀刺我更让我难受。
我到报社在自己的宿舍里整理出了我在医院里的见闻与对上一次法庭判决的经过。我甚至取得了几个被孙志文卖证的人的证据，将他们记录在案，然后让他们在证文上签字。我将这些原始资料保存好，然后整理出了几篇稿子交给钱毓婷，要她在她的新闻专栏里刊发。
一次我到秦主编的办公室里去办点事，但我还没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两个男人的谈话。其中一个是秦主编，另一个是东方社长。社长说，“那边没什么事吧，我听人说为了两大集团的利益他们都闹翻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都是为了某些政见，这些高层的人们闲得没事干，非得要搞出点事来才舒服，我们别管他们了，社长。”秦主编说
“我怎么能不管呢，我们都掩盖不下去了，如果再闹出什么人命，谁也保不了他们！他们这些赞助商们从我们报社中得到了太多的好处，这还是什么新闻，这不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吗？”东方再说。
“那还能怎么办，你觉得我们能离得开他们吗，离开他们我们如何运作我们的报社，就是前两届的那次评选结果让我们报社勉强经营下去——如果我们的报纸的一部分新闻不提供一些党政机关专刊容量我们又能怎么办，我们还不是要满足给我们出钱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吗？就这么办吧，如果我们的报纸自己能活下去，能不依靠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进行调整报纸运营吧，这时候说这些还太早了，东方，你沉住气，别认为不公平，这就是法则，谁也违背不了。”秦主编说。
“这还有什么意思啊？但也只能这样了。周凤翔那边没什么动静吧！”东方再问。
“他主要怪江少波给他添了乱子，让他干净点，他说多亏我们那次专访掩盖了真相，能极大地堵住了所有对那些问题敏感的关注者的嘴。但是对于工业园里驱逐的那个企业的善后还要做到万无一失。现在他们既是对头又是一块儿的人，为了孙志文，周凤翔将江少波硬是拉到他们一起，最终江少波收下了不少孙志文的好处，现在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秦主编说。
“这么说，江少波得了不少好处，就从那个南方企业那里！”
“那还用说，如果不给好处，他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那如果那个驱逐的企业闹呢，他江少波怎么应付，怎么处理！”
“这还不好办吗，人家江少波有实权，他专门负责经济这一块，而且在竞标的时候那个企业也没给这些主抓经济的政府高管的好处，他江少波能驱逐合法企业入住工业园，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有他不被人操作不被人抓住把柄的余地。那就让他周凤翔听他孙志文的吗——他只不过是个孙志文的傀儡！”秦主编说。
“老秦，你冷静点，那个当官的不是财神爷的傀儡。难道江少波不是吗，江少波不仅是傀儡，还是一个小人。他为了海外那家财团都伎俩施尽，据人传闻，他暗自里将自己的几千万不良资产都入注到海外那家财团里，也在自己的权限以内进行合法投资呢。”东方说。
“哎，东方，听人说周凤翔的市委书记是孙志文促成让他当上的，这是不是真的。真不可思议，市委书记还是从省政府任命的呢，难道孙志文都已经渗透到了省里！”秦主编感叹地说。
“周凤翔的到来与孙志文有很大的关系，基本上与孙志文分不开。他们原来就是同学，而孙志文却在省人大有一个挺硬的靠山，这个人虽然只是个常务，但他的关系却错综复杂，盘根结错——就是这样的关系网才会在省委说上话，甚至掷地有声，再加上孙志文为周凤翔的上上下下的活动，这样周凤翔就到了这里。”东方说。
“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人家有多少资产你知道吗？”
“不知道，有多少——管他呢，就是他有十座金山也只是人家的，东方，我们什么都别想了。”秦主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