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机构而言，它是否确实像天体机构和人体构造一样，被一般规律锁控制？它确实是一有机和谐的整体吗？一种特别引起人注意的情况，不就是其中并无任何组织吗？一切有上进之心的热心人、一切领先一步的政论家、一切站在人类面前思想家，他们今天所努力寻求的不正是一种这样的组织吗？就拿我们人来说，我们难道不是一些简单组织在一起、独立自主的、各自为政的个体吗？无数的平民，在异常艰苦地顿断续续重新获得所有的自由之后，不是在翘首以盼一位伟大的天才出现，以便把这些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装进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吗？有破有立，在破坏之后，难道不是更需要建设吗？
　　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下简单的描述：社会能否彻底摆脱成文法、规章以及惩罚镇压措施？每个个体能否不受限制地运用展现他的能力，即使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自由，或者会使整个集体蒙受损失？抑或是，一切任其自然这个准则能不能被看成是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公式？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解决的办法。经济学家们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做这些坏事，例如杀人、破坏、放火，而社会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社会没有限制个人的权力；他们说，针对这样的行为，即使并无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禁止，基于社会公德，不满和抗议也会自然出现；所以，这种抵抗就是人类的铁律，是自发出现的；不需要民法或者刑法来加以阻碍，它们只需对这些一般规律的作用加以调节，因为它们发挥作用也必须仰仗这些规律。此种建立在人类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同那种人为的、后发的、想象的、臆造的组织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无视这些规律，否定它们，甚至藐视它们。可惜的是，这一组织正是一些近代学派一心想要强加于人的。
　　因为，假设存在不依据成文法而能对人来生活起作用的一般规律，而且成文法就必须研究这些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调节；这种规律可以是针对某种研究对象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得以应运而生。相悖的看法是，假设社会是一项人类的发明，就如同卢梭的说法，人只是些惰性物质，只有一个伟大的天才才能给予其感情与意志，动作与生命，那么，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成立；这样一来，只存在无数可能的和偶然的安排，国家的命运就只能有赖于某个创始人，而这个人却是仅仅出于偶然才负起这种重任的。
　　在这里，我不想花费大量文字篇幅来论述社会是服从于一般规律这一准则。我只想明示某些事实，这些事实虽然失之通俗，重要性却不言而喻。
　　卢梭曾说过这样的话：“唯有思辨哲理，才能让我们观察身边琐事。”
　　这些琐事正是我们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社会之一系列现象。由于惯性，我们对这些现象已经视若无睹，除非这些现象出现异常，才会吸引我们去观察它们。
　　试举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例如一个乡村木工师傅。在观察比较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他从社会所得到的报酬之后，我们会立刻发现其付出和所得之间明显而巨大的差异。
　　这个木工师傅终日刨木板、制作桌子和柜子。在这种情形下，毫无疑问他会对自己的境遇心生不满。然而为交换他的劳动，这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是什么呢？
　　首先，提供给他衣服。作为木匠，我们可以确信这些衣服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亲手做过这些衣服的任何一部分。然而，这些衣服就算很平常廉价，也必须经过大量的劳动、行业、运输、灵巧的发明，才能成为成品，供他使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生产棉花，印度人生产靛青，法国人生产羊毛和亚麻，巴西人生产皮革；然后所有这些物资必须集中到各个城市里去加工、纺织、染色，等等，这样才能做成衣服。
　　然后，提供给他食物。供应给他的每天早上吃的面包，是农人种出来的，这些农人必须开垦土地、圈围耕田、耕作、施肥、播种；必须小心预防收成被抢；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安全措施，既要防天，也要防人；必须花费劳力收割小麦，然后研磨、捏揉和调制；再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些人人把铁、钢、木材、石头加工成劳动工具；必须有一些人使用畜力，另外一些人则利用水力，等等；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每件具体而微的事情，无论是在空问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要大量劳动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这个人每天还需要适量的食糖，食油，使用若干生活器具。
　　当他生了儿子之后，要送他的儿子上学，接受学校教育；这种教育虽然作用有限，但提供这种教育的老师需要认真研究教学工作，学习前人的经验，接触各种难以想象的知识。
　　他走出门去，展开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宽敞明亮的铺石路。
　　在发生利益纷争的时候，他要找律师们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请法院的法官们来做出公平的裁决，请执法官员们来使判决得到严格的执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需要先获得足够的知识，因此需要学问以及必要的生存手段。
　　作为教民，他需要定期上教堂去做礼拜。教堂本身是一座超出想象的纪念物，而他带到那里去的那本《圣经》，则是人类智慧的更为不可思议的产物。在教堂里，他的道德得到提高，他的精神得到引导，他的灵魂变得崇高；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有另一个人做好下面的事情，他能够先行涉足图书馆，进入修道院，去汲取人类传统的一切知识源泉，他还要能够不必为自身的衣食住行而操心，才能不遗余力地精修自身。
　　这个木工师傅如果外出旅行，他就会很快发现，为了节省时间和保持精力，别人已在他之前做了很多事情：翻整了土地，填实了沟壑，打通了山岭，架起了桥梁。他们为了减少摩擦力，让车子在石块路上或者铁轨上前行，而且还利用了外物，驯服了马匹或者发明了蒸汽机，让人类出行更加方便，等等。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木工师傅从社会那里得到的供给，如果与他凭借一己之力可能得到的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确实，他在一天之内所消费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之复杂，如果只是凭借他自己的劳动，就是用花上一千年也不能生产出来。
　　更奇怪的是，这不是个例，所有人都处于同一情况。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消费了千百万倍于他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然而每个成员却丝毫不曾剥削偷窃别人的劳动果实。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木工师傅是用他的服务，来换取向他提供的服务，他并不亏欠谁。如果他真实地记下所有的账，人们就会相信，他所接受的东西是理所应当的，是用他自身的技艺去偿付的；任何为他提供过服务的人，都接受了或将要接受他的报酬。
　　因此，关于社会机构本身，它必须符合两种特质：既要十分精巧，又要十分强大，因为它导致了奇异的结果，而且还将维系下去：每个人，即使是未收到命运青睐，被命运安置在卑贱地位的人，在一天之内所得到的物质满足，也要多于他个人在几百年内所能生产的。
　　不仅如此，如果读者结合自身，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机构其实更为精巧。
　　现在我们假定这个读者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在巴黎求学期间会做些什么呢？他在那里又是生活呢？很显然，为了满足他的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社会会向他提供诸如食品、衣服、住所、消遣娱乐、书籍、学习工具，总之，名目繁多的各种东西；仅仅把这些东西的生产过程复述一遍就需要大量时间，更何况要进行实际的生产制造。这一切不知需要以多少工作、汗水、疲劳、体力或者脑力劳动、运输工具、发明、交易为依托，为了获得这些满足，这个学生又向社会提供了哪些服务，以作为交换条件呢？什么也没有，他只是在准备向社会提供某些服务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服务。这样两相对比，那些从事积极的、实际的、生产性的劳动的干百万人，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转让给社会的呢？为了解释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尝试说明如下：这个学生的父亲曾是个律师、医生或商人，以前也许对社会提供过某些服务，为此，他可以要求将来享受服务的权利，而是当时的服务，他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用他认可的形式向社会要求取偿。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疲于偿付的其实就是这些遥远的、过去的服务；更为奇怪的是，如果人们在意识中去恢复为达到这一结果而应进行的无数交换活动的过程，就会明白，每个人的劳动其实都已被偿付；就会明白，这些权利经过很多次转让，直到通过这个学生的消费而使一切达到了平衡状态。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很显然，社会若不服从一种非常巧妙的规律，它就不能显示出如此复杂的结合，特别是这种结合在民法、刑法很少见到。如果有人坚决对此加以否认，那么，此人就是自欺欺人。这种规律正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一日之间养活一个学生的无法进行价值估算的交换活动中，其绝大部分都不是直接完成的。这个学生今天享受的无数东西，都是前人的业绩，他们中许多人早已离开人世。然而这并不表示那些人没有获得报酬，他们在生前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满足，虽然今天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人并未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实上，他不认识他们，也永远不可能认识他们。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获得力量，虽然他自己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个力量进入了他的思想，去发动各国、各族的人们，甚至就有力量去发动各个时代的人，包括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他有这样的能力，前人和后代都在满足他现时的需要；而他之所以拥有了这种可怕的力量，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过去曾提供过服务，享受到他父亲服务的人，从表面上看，可能和现在的人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两者完全有可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通过各自的付出和满足，制造了一种平衡，即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并接受了分内的报酬。
　　事实上，如果社会中不曾存在这种不为我们所左右的自然而巧妙的组织机构，上述的一切还能出现吗？这样不平凡的现象会不会只是一种空想？
　　当前，人们言必称发明一种新组织。任何一种思想家，不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多么的高，也不管人们相信他是怎样的权威，他是否的确能设想出并推行一种组织，而这种组织比之前所指出的组织更为高明呢？
　　前面所谈到的那种组织，其机构部件、原动力和动机，各是什么呢？
　　机构部件由一些人组成，这些人善于学习、敏于思维、善于推理、知错就改，他们因而也能够影响机构本身的进化或者退化。这些人能够承受痛苦，也会感到满足，因此，他们才不仅是机构部件，而且还是原动力和动机所在，因为活动的根源和动力就在他们自身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机构的对象和目的，因为一切最终的解决方案最终总是体现在个人的满足和痛苦上。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在建立这种强大的机构的过程中，活动、发展和进步（被有些人承认承认），许多机构部件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受到损害和被压碎了，可惜的是这并非那么难以注意到；对于很多人而言，不应受到的痛苦的总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享受的总和。
　　因此，许多诚恳以及好心的人，就开始对机构本身提出质疑。他们否定机构，不接受它，拒绝研究它，并且常常激烈地攻击那些以研究阐释这种结构的人；他们不仅反对社会的这一本质，还进一步提出用新的方案来重新组织社会，并且承诺在其中不会再出现不公正、痛苦和错误的状况。
　　这些仁慈而纯洁的意愿，我并不会加以反对！但是，如果我不指出来，这些人的错误在于走入了歧途，那我就是背弃了我的信念，就会使我的心蒙羞，因而产生退却的念头。
　　首先，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一定会对社会所发展的福利，以及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一一加以否认，把一切祸害都归咎于社会本身，有些执念地去搜求出这些祸害，以为证明，并且毫无疑问会加以过分地夸大。
　　当有人自以为发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而这种组织完全有别于来自人类自然倾向的组织时，为了使人们能够接受他的理论，这个人一定会厚此薄彼，对原来的社会机构进行恶意的攻击，无视其取得的成绩，将之描绘得一无是处。这就是那些政论家的真实面目，在夸张地讴歌了人类的完善性之后，就陷入自相矛盾中，开始指责社会在愈变愈坏。按照他们的理解，人类每况愈下，这种生活远甚奴隶桎梏下和封建制度下的不幸；世界宛如但丁笔下的地狱。如果能复原一下十世纪时的巴黎，和现在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把矛头指向人类的活动根源，即个人利益，在他们看来，正是它把事情弄糟了。然而，人生来就会趋利避害，他会一心追求满足，尽可能规避艰苦；我个人认为，正是人类的这一特性，产生了战争、奴役、垄断、特权等社会危害；但也是因为这一特性，产生了所有的福利，因为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最大动机，就是要满足需要和排斥痛苦。现在，我们明白了，问题的本质在于，个人利益，当其从个人的动机转变为社会的动机时，它是否体现了一种人类的进步。
　　总而言之，新机构的发明家们没有意识到，个人利益这种人类本性所固有的根源，势必将进入他们的组织中。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在那里它依然会带来另外一些破坏。在我们所处的自然组织中，出于个人利益激发的某个人的不公正的奢望，至少还会受到全体抵抗的制约，因而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些政论家在设想不可能的事情：其一，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将由一些杰出之人来领导，他们的行动不会出错，同时完全割舍了个人利益动机；其二，他们设想群众将会接受这样的领导。
　　最后，这些组织者似乎有意忽略了实施这一目的的手段。他们没有想过，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如何推行他们的制度？他们将如何使所有的人能够同时做到放弃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不再追求满足需要和排斥痛苦？难道，就如卢梭所说，为达此目的，必须改变再造人类的精神和肉体构造吗？
　　要使所有的人都无视现有的社会秩序，就像对一件不合体的衣服那样弃之不理，然而却无法抹杀这样的事实是，人类一直在其中生活和发展。要使他们放弃原有的社会结构，赞同一种由人发明的组织并拥护它，只有两种办法：外在的强制力，或者内在的普遍赞同。
　　组织者必须拥有足够的强制力，以便消除可能存在的对抗，以便把人类掌握在手中，像一块橡皮泥；或者用公开演讲的说服方式，取得一种全面的、专一的，甚至是盲目的赞同，以致无须仰仗强制力。
　　我不信在此基础上还存在第三种办法，在人类实践中建立一个傅立叶式的乌托邦或者任何其他人为的社会组织。
　　然而，如果只存在上述两种办法，而它们又被实际证明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就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组织者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徒劳无功的。
　　至于另外一种说法，即拥有一种物质力量以让天下所有的国王和人民臣服，这是所有那些空想家都无从幻想过的。阿尔方斯王曾自豪地说：“如果我有幸得到了上帝的智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安排得更好。”但是，尽管他夸大了自己的智慧，但至少并未疯狂到比肩上帝的威力；历史也未记载过他试图使恒星听从他的命令运转。笛卡儿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小世界，而这个小世界是由顶针和细线组成的，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名叫谢尔谢斯①〔①xercés，波斯王，公元前486—前465年。〕的人，他迷信他的权力，竟敢命令波涛说：“停止前进。”然而波涛并没有退却，而是他退却了，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了。
　　这样看来，那些提出新构想的组织者，只是把人类当作了他们的试验品，却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当他们即将赢得俄国君主、波斯王、鞑靼汗，以及那些对其属下操生杀大权的各国领袖的支持的时候，他们也无法拥有拥有足够的力量，来把人类分门别类，并消灭财产、交换、继承和家庭的一般规律；因为，即使在俄国、波斯和鞑靼，也必须要考虑和人打交道这一事实。如果俄国皇帝妄想改变其臣民的精神及肉体构造，就会有另一个君主来替代他，而这个继承人是不会重蹈其覆辙的。
　　既然强制力完全不是我们的许多组织者所能拥有的，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普遍的赞同。
　　想要达到普遍的赞同，有两种途径：说服和欺骗。
　　说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两个聪明人对同一门科学的各个论点完全保持一致的意见。因此，要让所有散布在地球上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种族的、不同风俗的人，一致接受这门普遍的科学，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目不识丁，一辈子也不会听说过改革家这个名词，难度可想而知。这门科学牵涉广泛，诸如牵涉到改变劳动、交换、家庭关系、民众关系、宗教关系的方式，一句话，它牵涉到改变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构造；现在竟有人竟然希望通过信心来团结全人类，真是痴人说梦！
　　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当然，不乏有这样的狂人出现，他会对他的同胞说：
　　“五千年以来，上帝与人类之间一直存在误会”；
　　“从始祖亚当到我们，人类误入歧途，只要人类肯信奉我，就能得救”；
　　“上帝原本给人类安排的好好的，人类却不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人类遭受祸害不断的原因。但愿全人类能在我的指引下，回头是岸，幸福之光必将普照人类。”
　　当有人用这些话来作为开场白时，我坚定地认为，如有五六个门徒信奉他，就已经出乎意料了；而要十亿人相信他，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这里面的差距何止天壤之别。
　　请再想一想：社会发明的数量同想象领域一样是层出不穷的；每一个政论家，在斗室苦思冥想之后，都能提出一项人为的组织的构想；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卡贝、勃朗等人的设想，彼此之间毫无关联；更何况类似的发明设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人类在抛弃上帝所赋予的那个自然社会组织之前，为了从中作出一个决定性的和最终的选择，需要左思右想和深思熟虑，这确实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人类一旦选定某种构想，之后又出现了一项更好的设想，我们该何去何从呢？在不同的构想基础上，人类还能如期每天建立财产、家庭和进行劳动、交换吗？换句话说，难道人类应该处于基础规律不停改变的震荡中吗？
　　“所以，卢梭认为，当立法者既然不能使用强制力，又不能运用说理来达到目的时，他就必须求助于另外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要避开暴力和强制，但同样能说服群众。”
　　这个权力是什么？那就是欺骗。聪明如卢梭者，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这个词；但是按照他论证的惯例，他把这个词放在他的长篇大论之后提出。他说：
　　“我们知道，各个时代的君主为什么去求助于上天的干预，并把他们自己的智慧无私地献给诸神，以便人民自由地服从和顺从地戴上那个公共幸福的桎梏。这些人民遵守国家法律如同遵守自然规律，并承认在人和城市的形成中存在着同样的权力。这足以使得立法者置于芸芸众生之上，立法者也因此得以和诸神合谋，即把一些决定借诸神之口来加以宣布，以便通过神的权力来约束那些心有疑虑的人。但是，并非任何人都能使诸神开口讲话……”
　　为了使人们不致理解错误，他引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Mach-iavelli）（1469—l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重要著作有《君主论》。——译者注]的话来进一步阐释他的思想：Mainonfualcunoordi-natoredileggiSTRAODlNARIEinunpopolochenonrleorresseaDio[拉丁文：在人民中，再卓越的立法者也曾向上帝求助。——译者注]。
　　为什么在马基亚弗利的版本里，是教人求助于上帝，而在卢梭的版本里，则是教人求助于诸神？这个问题，请读者自己去体会解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现代的君主确实进行了令人愤慨的欺骗。然而事实是，如果有人信从了他们的观点，这些君主就会意识到，这些人之所以相信这些，是因为他们容易为成功的愿望所引诱。当一个诚恳而博爱的人对他拥有一种社会秘密毫无怀疑，并且确定此举能使他所有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享受无限福利时；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他既不能仰仗暴力，又不能依靠说理来推行他的观念，而只能进行欺骗时，这种诱惑就会变得更为强烈。一如人们早就清楚，即使那些宣扬要禁绝谎言的教士们，也并未彻底与善意的欺骗决裂；同时通过卢梭的例子，人们不难发现，这位严肃的作家将一句箴言，放在了他所有作品的卷首上：Vitamimpenderevero[拉丁文：一生为真理。——译者注]，即使骄傲的哲学本身，也深受“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一格言的吸引。所以，那些现代社会结构的发明者，也想把他们自己的智慧献给诸神，想要借诸神之口来宣布他们的决定，借助欺骗，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制来说服，这也是应有之意。
　　众所周知，以摩西为榜样，傅立叶也在他自己的“申命记”前面写了一段创世记。圣西门及其门徒走得更远。其余更为谨慎的人们，则连接最广泛的宗教，从他们的观点需要出发，对宗教观念予以更改，然后名之为新基督教。凡此种种，几乎所有的现代改革家，在其说教中都动用了欺骗，这种做法会让所有人吃惊不已。
　　但所有这些尝试，结果只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相：并非谁想当先知，就能如愿成为先知。有人徒劳地以上帝自居，但是无法获信于大众，这不仅包括公众，也包括他的同伙和他自己本人。
　　既然前面谈到了卢梭，我像趁机谈谈对他的一些看法，目的还是使人理解人为的组织和自然的组织的不同之处。另外，这并非完全是题外话，因为最近以来，人们对《社会契约论》过于迷信，过于拔高了它的高度。
　　卢梭深信，人的自然状态是孤独，因此，社会这种结合体只能是人类的发明。“所谓社会秩序，”他开门见山地说，“并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
　　需要强调的是，卢梭本人虽然热爱自由，但是对人却抱持很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人完全无法给予自己一个良好的制度。因此，一个创始人、立法者、君主，是必须的。
　　他说：“遵守法令的人首先应该是这些法令的制定者。只有那些结社的人才能合理安排社会的组成。但是他们如何安排这些呢？难道是因为突然的灵感而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显得盲目，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很难判断出什么对他们有利，这样的话，由他们自己去实施一种如此庞大、如此困难的法制，就是一句空话……个人看到的是为公众所急于抛弃的利益，而公众索要的却是自己看不到的利益；因此，大家都需要向导……这就是立法者适时出现的深层原因。”
　　这样一个立法者，他“既不能仰仗暴力又不能运用说理，他就必须求助于另外一类的权力”，即前文所说的求助于骗术。
　　卢梭把立法者置于其他人之上，其落差令人无法想象：
　　“必须求助于神明来为人类建立法度……谁敢于筹建一种理想的人民，他就应有这样的自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人的本性……途径是通过改变人的构造……他必须除掉人原有的力量，而用外来的力量来取代它……立法者在所有方面都应该是国家中的佼佼者……他的职能特殊而优越，同人类以往的权威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伟大的君主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人物，那么，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将是怎样的人物呢？前者只需仿效，后者则需要提供仿效的模型；前者是装配和开动机器的工人，后者却是发明机器的机械师。”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又是什么呢？难道人类只是构成机器的无价值的物质吗？
　　这样说不正体现了极端的傲慢吗？如果人是由君主开动、立法者提供模型的那部机器的材料，那么哲学家则因为操纵了立法者，从而置身于所有人之上，包括老百姓、君主和立法者本人。哲学家超越人类，推动、改造、陶冶人类。简而言之，他的职责乃是在于教导那些君主如何工作。
　　然而，作为人民的创始人，他应给自己定出一个目的。既然他掌握了人这个物质，那么他必须为一个目的去支配这种物质。既然人缺乏首创精神，并且一切以立法者为转移，那么立法者就获得了权力，去决定一个个体应该是商人还是农民，是野蛮人还是食鱼者，如此等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立法者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过于粗暴地对待事物的本性。
　　所以在同意组合，即在立法者的意志下组合之后，人便获得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就这样，卢梭说，希伯来人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人，把宗教作为主要目的；雅典人致力于文学；迦太基和提尔人从事商业；罗得人从事航海业；斯巴达人从事战争；而罗马人则以品德作为主要目的。
　　当法国人走出孤独或自然状态，形成一个社会，其目的将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只是惰性物质，只是机器的材料），我们的伟大立法者将把我们引向什么目的呢？
　　在卢梭的想法中，这以目的引向的既非文学，又非商业，更非航海业。如果说战争是一个较为高尚的目的，那么品德显然是一个更为高尚的目的。然而，我们还遗忘了一个非常高尚的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平等”，这也是所有法制的目的。
　　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理解卢梭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享受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特别是当此种自由仅仅体现在投票上，甚至这种投票是“被人以非暴力形式所带动和在半信半疑中进行的”，因为当时“人们是自由地服从，而且驯服地戴上公共幸福的桎梏的”。
　　卢梭说：“在希腊人那里，所有必须要做的事情都由他们自己来做；他们经常在广场集合，选择气候温和的居住地，杜绝了贪婪，奴隶为他们提供一切服务，他们唯一关心的大事就是他们的自由。”
　　“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只在选举议员期间是自由的；一旦议员选定，他们就失去了自由，成为奴隶和无足轻重的人。”
　　因此，如果人民想要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就必须自己去从事一切公共服务，因为这才是自由的含义。他们应该永远被任命，永远在广场开会。如果他们围了生存下去而工作，就只能遭受不幸！任何一个公民，一旦他想要照料自己的事务，他所有的一切立刻（这是卢梭很喜欢使用的词）就都丧失了。
　　但是，想要让人彻底摆脱自己的事务，其难度的确不小。为什么呢？很简单，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即使为了行善，即使为了行使自由，也必须要满足自己的生活。
　　现在清楚了，卢梭是如何在雄辩伪装下隐藏了欺骗这个词。现在我们将看到他求助于一个辩词来提出他全书的结论，那就是奴役。
　　“恶劣的气候使得供应困难，每年有六个月你们无法待在广场上，将无法在露天讲话，你们害怕贫困甚于奴役。”
　　“你们清楚地看到，你们是无法享有自由的。”
　　“什么！自由只能靠奴役来维持吗？也许是这样。”
　　如果卢梭这个时候停止他的论证，读者一定会生气。于是就必须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聪明如卢梭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所有不是出于自然的东西（这里指的其实就是社会）都有其弊病，而平民社会更是这样。在有些不幸的情况下，人只有损害他人的自由，才能保存自己的自由；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奴隶是绝对的奴隶的时候，公民才能完全享有自由。至于你们这些现代人民，因为你们没有奴隶，所以你们就是奴隶；你们用你们的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自由……尽管你们满足于这种牺牲，我从中看到的却是懦弱多于人道。”
　　我很想知道，卢梭是否想告诫“现代人民”：避免当奴隶的途径，就是要拥有奴隶。
　　这段题外话冗长不堪，但我要请读者原谅。我相信，它并不是无益的。最近以来，有人把卢梭及其门徒们描绘成人类博爱的使徒。把人作为材料，君主作为机械师，立法者作为发明家，哲学家凌驾于一切之上，以欺骗作为方法，给奴役定性；难道这就是他们带给我们的博爱吗？
　　另外，这种对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更能使人了解人为的社会组织的特征。从社会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这个观念出发；寻求能使人类服从的组合办法；对人类本身还具有动机视而不见；把人简化为无价值的材料；期望给予人以行动与意志，感情与生命；因而高不可攀地自置于人类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切社会组织发明家的共同特征。发明虽各有不同，但是发明家却彼此相同。
　　在软弱的人类被应邀参与的一些新的安排之中，有一种安排的名称值得注意，即自愿的和渐进的组合。
　　政治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个论据之上，即社会不是别的事务而只是组合（正如上述那个名称所体现的），这个组合开始的时候很不完善，因为人就是不完善的，但它会随着人的完善而完善起来，即是渐进的。人们是否要关注一种更紧密的组合，它能把劳动、资本和才干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所有人类成员创造出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福利。如果这些组合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期间并无暴力和强制的干预，组合的成员们也没有把他们组合的代价，转嫁给那些拒绝参加这种组合的人们，那么，这些组合显然更值得激赏。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难道不应以审查各种形式的组合为己任吗？借助这些形式，人们得以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并进行分工，以争取更大和分配得更好的福利。另外，商业不也是常常向我们提供两个、三个、四个人之间组合的榜样吗？租佃制难道不算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畸形组合吗？难道最近我们没有发现一些股份公司纷纷成立，使最小的资本也能用于最大的事业吗？难道在我们国土上没有若干工厂，在其中有人试图让一切共同劳动者来共享劳动成果吗？难道政治经济学谴责这些试验和人们为更好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作的所有努力吗？难道政治经济学宣布人类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吗？恰恰相反，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实则更为明确地证实了社会还处在童年时代，在这点上是其他科学远远没有做到的。
　　然而，不管人类对于未来寄予怎样的厚望，如何设想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人类更能达到相互关系的完善，福利、知识和道德的普及，但是仍然必须承认，社会是一种组织，其成分是由一个聪明的、有道德的、具有自由意志和可臻完善的因素构成的。如果这其中缺失了自由，那它就成为一种可悲而粗俗的机构了。
　　自由！今天人们看起来似乎不需要自由了。在时装得宠的法兰西，自由似乎已过时了。然而我要说：排斥自由的人，其实是对人类缺乏信心。最近有人提出可怕的观点：自由必然要导向垄断。①〔①“现在已经证实，我们的自由竞争制度，这个被一种无知的政治经济学所要求并赞扬为废除垄断的制度，只是导致了在各个部门中大垄断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孔西德兰《社会主义原理》，第15页）——原注〕然而，这种可怕的因果关系，这种反自然的结合并不存在；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政治经济学的熊熊火炬下会自行消失。自由产生垄断！压迫从自由里诞生！需要注意的是，肯定这种观点，就是肯定人类的倾向是恶劣的，其内涵是恶劣的，其性质是恶劣的，其本质是恶劣的；就是肯定人的自然倾向是趋于败坏，而精神上的诱惑则会引向错误。那么，我们的学校、学习、研究，除了把我们更快地推向这种可怕的倾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用处吗？对于人类来说，学会选择无疑是学会自杀。而且，如果人类的倾向本质上是邪恶的，那么，为了改变人类的这种倾向，那些组织者将如何寻求他们的依据呢？根据他们的前提，这种依据只可能存在于人类之外，难道他们将从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智慧中、他们的心灵中去寻求吗？然而他们忘了，他们还不是神明，他们也是人，因此将同全人类一道堕入必然的深渊。那么，他们将求助于国家的干预吗？但国家这种机构是由人组成的；而且必须证明，这些人组成另一个阶级，社会一般规律对他们显然不适用，因为他们这些规律的制定者。没有这种证明，困难就一直存在。
　　我们在未研究过人类的规律、力量、能力、倾向之前，不要轻易谴责人类。自从牛顿意识到了万有引力作用以后，他每次言说上帝之名都要脱帽致敬。智慧比物质高级，正如人类社会比牛顿所赞赏的那个世界高级：因为天体机构服从于它并没有意识到的规律。当我们看到社会机构的形象时，怎能不更有理由在永恒的智慧面前鞠躬致敬？因为nlensagitatmolem[拉丁文：精神推动物质。——译者注]这个普遍思想也活在社会机构之中。但是这个社会机构神奇之处在于，其每个微粒都是一个活跃的人，他有思维能力，具有奇妙的精力，这种一切道德、一切进步的根源，人类所特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