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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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的宝贵品质应该包括：热爱学习，需要信仰，不存偏见，不怀仇恨，热心宣传，还包括富于同情，大公无私，献身精神，真诚，以及对于一切善良的、高尚的、纯朴的、伟大的、正直的、虔诚的事物所表现的热忱。因此，我诚挚地仅以此书献给广大青年。但愿这本书能像一粒种子，它的生命就在于，在我所提供给它的沃土中发芽、生长。
　　我原本的意图是献给你们一幅已经描绘好的图画，然而我所能交到你们手里的却只能是一张尚未完工的草图；虽然有违我的本意，但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谁能完成一部重要的作品呢——在如今这个时代？所以请原谅我吧：也许看到这张草图的时候，你们之中的一位会大声叫喊着：Anch’iosonpittore！[译注：此为意大利文：“还有我，我也是画家！”据说，此话乃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名柯莱奇（LeCorrege1489—1534）在拉斐尔的大作《圣·塞茜尔》前所说的豪言壮语。]像一位伟大的画家那样并拿起画笔，替我为在这张不完整的画稿添上颜色，线条，光影，赋予它本该属于它自己的生命。
　　广大的法国青年们，我知道也许你们会认为我本书的标题过于充满野心：居然敢妄称经济协调论！也许我企图泄露社会范畴中的天机？还是我企图泄露上帝为实现进步而赋予人类一切力量的机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真正的意图是引导你们到一条真理的道路上去。这就是本书不容低估其价值和重要性的中心思想：一切正当的利益都理应是和谐的。
　　曾经有一个流行着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嘲笑的时期。必须承认，部分对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理应受到嘲笑。然而问题本身，无疑并不可笑；好比游荡在这是麦克白宴会上班郭的幽灵[译注：麦克白（Macbeth）谋杀苏格兰王邓肯后在苏格兰称帝（1040—1057），随即为了安心为王又谋害了邓肯属下的班郭（Banco或Banquo）以及知情的友人，莎翁于1606年前后借用此时并加以想象写成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此处系指《麦克白》中剧情：班郭的幽灵只有麦克白能看见。此处更指代它们还必须使人们以及自由因素普遍接受这种为它们所偏爱的强制形式。]，只是，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缄默的幽灵，它时刻不遗余力地向惊恐万分的社会和民众大声疾呼：如果不予解决，就会死亡！
　　总有一天，你们将懂得：这个解决办法将因为其利益本身是自然而和谐的还是尖锐而对立的而产生根本不同。
　　当你们，青年们，遇到前一种情况之时，最好的办法是在自由中去寻求解决办法；而遭遇后一种情况的时候，你们若想寻求解决办法，则必须求助于强制。对于前者，你们能做的只需不妨碍利益即可；然而对于后者，利益则不可避免注定被妨碍。
　　众所周知，堪称自由的形式仅有一种。假如人们坚定组成液体的每一个分子本身就有能力能够造成一般的水平面这一理论时，人们必然从中得出结论：如果最终目的是造成这一水平面，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对其进行干预。因此，假如你们站在利益是和谐的这一出发点，就该同意解决社会问题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妨碍并且不转移原有利益。
　　相反地，强制与自由不同，它能以你想象得到的任何一种形式和见解表现出来。因此，赞成利益是对立的这一观点的任何学派，除了将自由拒之门外以外，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束手无策。不仅如此，它们还不得不得在无穷无尽强制的形式中，寻求出一种好的形式，——假如其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是好的的话。
　　然而，在这一假定中，假设人类的利益必然将由其本性引向一个必然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又恰巧只有通过某种出于偶然才被发明的人为的社会秩序才能避免，那么，人类就足以算是走运了。因此，多数人不由得怀着恐惧万分的心情思考：
　　1．客观地说，有某个人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强制形式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2．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让那些构想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无数学派信服于他？
　　3．人类是否能够会听任自己在这种依照假定势必会妨碍一切个人利益的形式下乖乖屈服？
　　4．即便人类能够甘心穿上这件衣服，屈服于这种形式，然而想象一下，如果有另一个发明家能够带来一件更加迎合人们心理的服装，到那个时候人们会如何对待身上这件强制的外衣？人类的良知是否允许自己在一条明知是错误的路途上走下去，人们是否该随着时尚所趋和发明家的丰富创作而决定每天对组织不断进行修正呢？
　　5．当那些发明家发现自己的主张正遭到破坏、被人否决，这时他们难保不会联合起来反对那个被选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本质和目的越是触犯一切利益，也就越违反一切人类意愿，此时他们也就越有可能破坏这一主张，从而扰乱社会。
　　6．此时根本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足以克服对立的人类，而那种对立却被等同于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力量的本质呢？
　　在这里，我本可以无限提出此类问题去扰乱你们，但那不是本文的主旨，让我们直接思考最根本的几个问题：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处在对立位置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强制的行动原则呢？其根据又何在呢？难道是在人类之外吗？或许吧，因为也只有如此，才可能逃避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把专断权交到一部分人手里时就必须证明：这些人的本质不同于我们；还不得不证明他们有力量不会同样受到必然的利益原则的诱惑，以及当处在能够为所欲为和缺乏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时，他们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们的手是正义的廉洁的，他们的心是无私的公平的。
　　对于某种细节上的见解或某种政府的组合的主张并非经济学派同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我这里所指的是存在于在一种人为的组织中并在其中以其视角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社会主义学派）的根本分歧；其根本分歧在于而是不同的出发点，即这个前提和中心问题：如果人类的利益能够是听其自由存在的，它会走向和谐还是走向对立？
　　显然，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能且只能寻求十分有限的一种人为的组织，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自然形成的组织具有足够的恶劣性质，甚至是不能胜任的；而他们之所以持如此观点，自然形成的组织具有足够的恶劣性质，甚至是是恶劣的或者不能胜任的，则正是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人与人持有的不同的利益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去求助于强制——原本和谐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强制的手段。
　　因此，对立似乎无处不在：
　　对立存在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
　　对立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
　　对立存在于平民与资产阶级之间，
　　对立存在于农业与工业之间，
　　对立存在于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
　　对立存在于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
　　对立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对立存在于文明与组织之间。
　　由此可见：
　　对立必然存在于自由与和谐之间。
　　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虽然慈悲充斥着他们的心房，然而仇恨之意却仍然冲口而出。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持有的全部热情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幻想中的社会。至于那个我身处其中其中生活的社会，则注定迅速覆灭，以便照他们的心意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耶路撒冷。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若要得出自由的结论，经济学派必定得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即便多数经济学家都能得出自由的结论，而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都是利益的和谐。
　　在继续下文之前，为了使你们提防有人会不怀好意地用从我的上述意见中引出的极具歧义的推论来影响你们，我准备先就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各自的现状讨论一下。
　　“社会主义从未找到过一条真理，而政治经济学则从未犯过错误。”这显然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论断。
　　研究方法的不同是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社会主义就好比占星术和炼丹术，它的根本方法是想象是而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就像天文学和化学，是以系统的实验探究和观察作为方法的。
　　可以想见的是，就算两位天文学家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观察同一个现象，尚且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甚至他们得出的结论大有分歧也十分可能。
　　然而即便虽有这个暂时的分歧，他们毕竟拥有同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沟通的基础，通过不断的观察和讨论，分歧迟早将不复存在。他们终将承认殊途同归。然而可想而知，在运用观察方法进行研究的天文学家同运用想象作为基础的占星术者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他们有时或许会偶然在某处相遇。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如同天文学家和占星术者，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济学家们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人、人的组织的规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则只是凭空想象一种不着边际的社会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不切实际的人心。
　　可想而知的是，科学可能本身不会出错，然而研究科学的学者们却注定会在某些方面出现小的偏差。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经济学家们会做出错误的观察，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甚至要说，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必然要以这些错误的观察作为开端。
　　但是请看看事实吧，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如果利益本身是和谐的，那么我们得出的结果就将是，任何哪怕是错误的观察也势必合乎逻辑地得出与之相对立的结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占星术士的策略又是什么呢？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经济学家们众多呕心沥血的著作中所不慎出现的若干错误的观察不怀好意地搜集起来，然后进行武断的推测，从中得出一切后果，然后证明其害处。然而我么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到这里为止，他们都拥有这样做的权力。然后，他们就一同跳起来反对那个观察者——比方说马尔萨斯或李嘉图——自然，这仍是他们的权利。但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此。由此开始，他们竟然罪恶地开始转而反对政治经济学，并且无知地控告它残忍和罪恶。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触犯理性和公正的脚步；于情于理，对于观察中的谬误，政治经济学乃至任何学科都是不应负责的。随后，这些占星术士就开始要插手对社会本身的负责，他们开始无耻地威胁要毁灭这个社会，以便在他们的基础和认同上重起炉灶。归根究底，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种种谬误已经足以证明，现如今，社会正被一步步推向一个深渊。然而，种种事实证明，或者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搞错，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攻击它？或者科学搞错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找不出理由去惊动社会，因为社会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威胁。这就是他们在这里违反了良知的铁证。
　　他们的这种做法给经济学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害处，尽管它是如此的不符合逻辑，特别是对潜心于经济学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出于善意自然而然会认为，他们彼此之间理应联合一致。正如科学的一举一动的前提必须保证自由和坦率。然而正是小集团的这种气氛，会把它无情地置于死地。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哪怕是错误的建议都必然引出对立的结论。另一方面，不论经济学家们本身多么出色，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也不可能不出现一两处无伤大雅的错误。为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利益，我们有义务有理由指出其中的错误并对其加以更正。如果，仅仅是为了我们集体的荣誉和利益，我们就不顾一切站在本不应站的立场上去承认那些错误的真实性，这会使我们，乃至真理全部蒙受社会主义者无情的打击，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微不足道，然而真理不容丝毫玷污。
　　言归正传，如果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想下去，我们会进一步确认：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但是，为使这个结论为多数人所赞同和接受，它必须不折不扣地保证：自由自在的利益不仅趋于和谐的结合，同时趋于使大众利益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
　　可是，确确实实有一部分权威的经济学家，他们发表的建议不仅不是如此，甚至从前因到后果，令人发指地合乎逻辑地将论证引向绝对的祸害，必要的不公正，甚至是渐进的而必然的不公平，不可避免的贫困化，等等。
　　据我所知，在多数人眼里，自然因素都具有相当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地，这些都是上帝无偿给予人类的厚赐。归根究底，价值一次的根本在于，凡是事物具有价值，我们要出让它们就不得不通过一定的报酬。于是总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地主，以出卖上帝的恩赐来获得利益，并厚颜无耻地为这些他们未曾为之贡献过劳动的成果接受报酬并以此谋生。是十分明显然而必要的不公正。这一言论曾在不止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过。[这一段话说明，巴师夏对前人的价值论并不满意，他既不把价值归结于劳动，也不认为价值是物品的本性，在他看来，价值应该是人与人相互贡献的服务。他认为物品所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相反地，人所提供的服务才是有偿的。所以，在巴师夏的观念中，价值同物质是没有关系的。]
　　再后来，众所周知的李嘉图的著名理论问世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为生产生活资料而付出的劳动决定了生活资料的价格。然而，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都开始被人们陆续收为己用。因此，人们（除了地主们）为获得足够数量的生活资料，必须付出越来越多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只不断付出同等的劳动，那么你将只能获得越来越少的生活资料；而地主们所做的，却是每次随着其他人对劣等土地的不断开发，从而增加他们的地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换言之：必然的不平等。
　　更为著名的马尔萨斯理论最后出场。在人类生活的任何特定时期，往往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如果不能保证温饱，那么幸福和和平更加无从谈起。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只有两条：使出生率减少，使死亡率增加，并用种种可怕的手段促其实现。道义上的强制要收到效果，就需具备普遍性，但是这一点无人能够保证。因此，只剩下有限的罪恶的途径或手段可以选择：邪恶、贫困、战争、瘟疫、饥馑和死亡，换言之：不可避免的贫困化。
　　我决定在此不再引述其他已经达到绝境但毕竟没有意义的学说。例如，法国著名政论家和政治家托克维尔（Jocqueville）[译注：著有《美国的民主政治》（1836—1839）及《旧制度与大革命》（1850）等书]以及其他许多和他一样的人。他们主张：如果人们承认长子权，其结果就是最集中的贵族制；而假如人们对长子权不予承认，其结果就是分裂和贫穷。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四种令人不愉快的学说之间彼此竟然并不相互抵触。如果他们能够在某一点上相互抵触，相互毁灭、相互抗争，我们就可以因为想到它们不过都是错误的而聊以自慰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不仅趋同于同一个目标，更从属于同一个总论，正是这个理论以可怕的权威形象占据了人们消极而混乱的思想，用大量似是而非的事实作为依据，仿佛要征得几位经济学大师的同意，从而说明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定。
　　我们还须注意到的是，提出把利益的和谐作为原则并以自由作为结论正是泄露这种可悲的理论的人们所做的一切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人类必然要被各种法律限制和引导，例如被价值法则引向不公正，被地租法则引向不平等，人口法造成了贫困，而绝育则是遗传法引起的，或许不应该说，上帝已把人类社会，如同物质世界一样变成了和谐的艺术品；但必须承认的是，上帝故意把人类社会变成了令人愤慨和不可协调的。
　　作为青年，你们不该轻信社会主义者们已成功反驳了那种我刚刚称之为不协调的理论（这是我尽可能公正和客观地赋予它的名字）。不，不论他们怎么说，他们对这个理论的坚定却不容质疑；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提出以强制来代替自由，包括以人为组织来代替自然的组织，甚至以他们发明和掌控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杰作如此这般的论点。他们对对手们说的是（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他们是否已经足够彻底）：正如你们所说所想，如果自由自在的人类利益趋于和谐，那么，再好不过的状况就是我们像你们那样欢迎和颂扬自由。但是你们毕竟已经用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假如听任利益自由发展，必将令人类发展到不公平、不平等、不富足和不生产的境地。那么，正因为你们的理论的正确性，我们才必须坚定地反对它；正因为现社会完全服从于你们口中的必然的规律，我们才要必须坚定地粉碎它；既然上帝对我们恩宠和赋予的威力失败了，我们就必须要试试我们改变社会为自己获得幸福的威力。
　　就这样，虽然我们的结论有一定的分歧，然而出发点毕竟是一致的。
　　上述的诸位经济学家曾经说：来自上天并且被我们求证过的伟大规律正在催促着我们的社会走向祸害和灭亡；或许我们不该去打乱这些规律，所幸这种作用正被其他所有起这相反作用的规律不断妨碍。况且任何专断的干预能做的只不过是削弱堤岸，它们丝毫不能制止波涛强有力的必然的上升。
　　而社会主义的占星术士曾说的是：来自上天并且被我们求证过的伟大规律正在催促着我们的社会走向祸害和灭亡；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尽的全力去废除这些天定的可笑规律，而身为人类的我们必将在取之不竭的大量论据中攫取并选择其他规律。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说的是：来自上天并且被我们求证过的伟大规律正在催促着我们的社会走向祸害和灭亡；而我们所能做的是放弃人类的利益，安于节欲、并且牺牲、苦行和屈从，以此来规避这些即将毁灭人类社会的规律。
　　在这些进行颠覆或者听天由命的号召中，在这些忧虑和求援的呼声中，在这种纷乱中，我愿尽我所能振臂高呼：来自上天并且被我们求证过的伟大规律并不是真的在催促着我们的社会走向祸害和灭亡——如果这句话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分歧理应就此消失。
　　就这样，所有的学派对于从他们共同的前提中应引出什么结论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相互攻击击。尝试着否认那个前提，难道不是终止一切分歧和攻击的方法吗？
　　本书的中心思想十分简单，四个字：利益和谐。简洁才是真理的试金石！光、声、运动的基本规律，它们因为简单而愈发真实；利益的规律也理应如此。
　　同时这个中心思想又极具妥协性。指出各个职业之间、各个阶级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甚至各个学说之间本应存在的协调，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协调更具妥协性了。
　　它令人欣慰，因为它足够早地指出了那些以祸害在增长作为结论的学说中的错误之处。
　　它虔诚，因为它更加证明了，上帝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天体机构上，更加显示在社会机构中，同时，它还歌颂上帝的荣耀。
　　它注重实际，因为这实在是人类想象范围中最易于实践的主张：听任人们自由地去劳动和交流、彼此影响和彼此牵制，认真聆听上帝的意旨，我们会发现从这些智慧的本能中我们将看到，它必将会产生秩序、和谐、进步、利益，比这些都还要好，甚至足够称为无限好。
　　也许你们会说：这就是乐观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乐观主义！他们愚蠢地固执己见，抱着他们的学说不放，竟然开始无视身边大量的事实正折磨人类的一切：贫困、不公正、压迫，他们竟然能泰然自若地否认祸害，将眼见的一切置之不理。他们甚至对暴动的火药味儿麻木不仁；他们甚至对街垒的石块无动于衷；或许，等到我们的社会真正走到末日的那一天，他们还会说：“我们正处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比和谐和自由还要好，甚至足够称为无限好。”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我们并不认为一切都比和谐和自由还要好，甚至足够称为无限好。
　　我信仰自由，因而我能够完全信仰充满智慧的天定规律。
　　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我们是否有了自由。
　　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这些规律的作用是否得到了发挥，是否已经被那些荒唐的人类的组织机构所起到的相反的作用不可挽回地打破了。
　　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否认的祸害和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尝试着除非必须忘却我们的话题是，还有就是去尝试着忘却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人类这一事实。我们要做的并非让这些天定规律替我们排斥祸害，而是要将它们看成是和谐的。祸害有属于自己的解释和属于自己的使命，甚至它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了范围，因而它们必将被自己的作用所毁灭，与此同时，每种痛苦所要做的只是对其原本产生的原因加以制约，从而规避某种更大的痛苦。
　　人作为社会要素之一，本身代表着一种自由的力量。因而，人具有选择权，进而就可能选择错误，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痛苦
　　人首先是无知的。而无知本身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人不论走向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被引向错误，从而感到痛苦。
　　任何错误都产生痛苦……即便是被痛苦打击的与错误无关的无辜者，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可能被连带责任这一奇妙的存在启动身上的痛苦。
　　这些规律的作用同我们的天赋相结合，就救赎了我们，将善良和真理归还到我们手中。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祸害在社会范畴中，不仅不应被否认，甚至具有与物质范畴中近似的与生俱来的使命正
　　为了使其这一使命得以完成，我们就不应人为地扩大连带责任。换句话说，必须保证自由得到尊重。
　　倘若天定规律受到人类组织的无端干扰，祸害必将仍然与错误同期而至，它只是改变了位置。它开始去打击它不应该打击的群体；它不再做警告，不再是教训，不再有限度，也不再起作用；它正如在生理范畴中会发生的情况那样，坚持到底，恶化起来，如果这一半球的人把那些由于他们的轻率和越轨的行为而酿成的惨剧全数转嫁给其余的人。
　　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共有的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倾向，甚至是某些我们寄希望于治疗我们自身痛苦的机构的倾向，博爱开始成为借口在人们之间宣扬虚假的连带责任，而责任本身也越来越不起作用。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变，产业与交换之间的法则被干扰，教育的自然发展被无情地破坏，资本和劳动开始在外力的作用下，正统的观念受到曲解，同时非分之想反而受到鼓吹，与此同时开始发生的是，闻所未闻的人力消耗，人口中心的转移，进而实验本身开始失去应有的效用，总之，虚假的基础开始被人们给予一切利益，它们开始互相冲突，这时候人类就堂而皇之地叫喊道：看哪！利益是对立的。自由引起了全部的祸害！让魔鬼去处置自由吧！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由这个词具有与生俱来的打动人心的魅力，于是有人故意把它的名字隐去，以剥夺它的声望；在竞争的名义下，死者被伤者送上断头台，而无知的群众则高声喝彩。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阐明社会范畴的自然规律，更应该指出扰乱这些规律的原因。而这正是我在这本书第二部分中所提到并阐明的。
　　在本书的阐释中，我尽量避免一切无谓的争论。这样做可能会使我失去某种因深入辩论才能产生的稳定性。但是，青年们，你们的注意力会不会从主题上被转移开呢？如果我照我之见描写一座建筑物的本来面目，而他人要求我以他们的方法去看，那也无伤大雅。
　　现在我信心十足地发出号召，向那些把正义、集体利益和真理置于学说之上的一切学派的人们。
　　我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们一样的结论：自由；如果我动摇了几个你们原本坚信或是信仰的前提，你们也许会又多了一个动机去为我们神圣的事业服务。
　　社会主义者们，组合是你们的信仰。你们在读了这本著作以后也许会说，现社会，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没有它的恶习和束缚的情况下，是否是在我们人类想象范围内一切组合中最为美好完善、最为持久普遍、最为公平的组合。
　　平均主义者们，互相服务和原则的唯一性是你们的信仰。我认为，只要人类能保证交易自由，这些交易必将成为一种价值逐渐减小，而效用逐渐增大的服务的互相交换。
　　共产主义者们，人与人之间相亲兄弟般共同享受上帝的赐予是你们永恒的梦想。然而我在此要证明的是，现社会只需取得自由，就终将超过你们的希望，因为这个社会本是大家所共有，也许每个人该满心感激地去领受上帝的赐予；或者自由地把应得的部分交付给那些代劳的人。
　　怀抱着各自信仰的基督教徒们，我愿保证，这本著作中不会出现任何一句话不够符合你们严厉的道德和神秘的教义，除非你们是唯一的那对明智的表示怀疑的人，哪怕是在上帝最辉煌的杰作中。
　　地主们，暂且不论你们的地产规模，如果我在此能够证明，你们和最普通的壮工一样在今天被否认权利，只限于以你们贡献过的实际服务来交换他人创造的价值，这个权利今后将稳如泰山，不容动摇。
　　无产者们，我向你们证明，你们将用较少的劳动得到在你们并不占有的土地上所得到的收获，因为这不同于你们曾经用直接的劳动去开发的任何一片土地，相反地，这是一块原始状态的，未曾经过任何劳动却早已为生产为人类的幸福做好准备的土地。
　　至于资本家们和工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暂请思考我下面提出的法则：“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在生产总量中所占的绝对份额不断增加加，而按比例提取的份额反而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减少；从而劳动的相对所得份额增加，绝对所得份额亦随之增加。而当资本散失时，逆推上述法则。”[请允许我以数字来说明。假设资本积累分成三个时期，其间资本增长，劳动不变。此时分别假设这三个时期的生产总量为：80，100，120，并且分配如下：
　　资奉份额劳动份额总量
　　第一期453580
　　第二期5050100
　　第三期5565120
　　当然，这些具体数据再次出现的目的只是为了辅助我的说明。]——如果这条法则能够被确定下来，那我们不难得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和谐的结论。
　　那些受到诽谤的真诚而博爱的马尔萨斯的门徒们，让人类预防一条必然的规律就是你们唯一的谬误。在这条规律必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得出另一条规律：“假若其他条件不变，人口密度的增长与生产机会的增长相等同。”如果诚属如此，你们定会因为荆冠[译注：借指耶稣受难时在十字架上被戴上的荆冠，此处指痛苦。]从我们的科学上面去掉而感到欢喜。
　　你们这些行使暴力或诡计、蔑视或利用规律的无耻掠夺者，你们是在用人民的营养来养肥自己；错误被你们散布，愚昧被你们维持，战火被你们燃起，障碍被你们施加到交易头上，你们就靠这些勾当为生；你们使劳动失掉活力，并且向劳动者们课税。并对他们加以尽情榨取；设置障碍是你们谋生的手段，而撤去其中部分障碍时，你们又有机会索取报酬；恶意的利己主义，错误的政治，你们准备好去抨击与你们相悖的思想吧：我唯独不能向你们发出号召，因为本书旨在牺牲你们——或者说你们的丑恶意图。就算人们想妥协，但自由和强制不容妥协。
　　天定规律只有在自由地发挥作用时，才能表现出和谐的本质。因此，如果我们的世界缺乏和谐，那它一定更加缺乏自由。所以，压迫者们，任何正义的人们都不能容许你们任意去扰乱和谐。
　　我恰恰希望这本书不会有削弱政权、动摇它的稳定性、缩小它的权威等等效果：
　　政治学的目的在于设置国家的职能应存在和不应存在的部分；然而，国家永远是强制的，如果向它寻求服务，那么赋税必将接踵而至。
　　那么根本问题是：哪些东西是互相强加的？然而，这样的东西我只知道一种，那就是公正。任何人都无法强迫别人去信教、仁慈、博学、勤劳；但我们应该去强迫别人公正；这是正当防卫。
　　然而，权力并不能先于个体存在。所以，如果只有正当防卫时才能使用个人暴力，那就需要承认政府的活动永远是强制的，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强制力的全部使命就是维持秩序、安全和公正。
　　这个范围以外的政府活动都是对良心、智慧、劳动的侵犯——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
　　因此，我们应该倾尽全力把私人活动的整个领域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只有如此，我们才会获得自由与和谐，这些规律上帝对他自己所造的人类的恩赐。
　　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政权的削弱，政权的稳定性，政权的权威，政权将得到的尊重，政权掌控自身和防御外敌的力量，以及政权该当面对的风险等等。
　　显而易见的，假设政府力量是唯一的、无人否认的、施惠与人的、众望所归的，那么它将得到史无前例的尊重和配合。那时，对立、议会斗争、街头暴动、革命、意外、捣乱集体、幻想，等等人们的企图和不安定也就都不复存在。假如人们完全听信政府一家之言的学说，外交，战争，甚至是武装的和平，捐税，干预，配置，那我们将迈入无限黑暗的深渊。一切痛苦都失去了理由；执政者们唯一的所为就是去扰乱和谐。和谐虽然并不排斥祸害，但和谐也会被限制所限，更何况这个限制是我们软弱本性的无知和堕落所造成的。预防或者惩戒无知和堕落是和谐的使命。
　　青年们，观念的混乱状态所造成了痛苦的怀疑，如果你们在读完本书以后，你们将开始复述并宣传这个令人欣慰的字句——我将感到荣幸——这个芬芳的字句拥有神圣的力量：我相信。我并不出于顺从和盲目的信仰而相信，因为这并非神启，它的根据是科学的信仰。——我相信，物质世界的安排者将永远对人类的安排负责。我相信，他将把自由和和谐的因素结合。我相信，上帝将约束利益与意志的规律。我相信，不论进步还是退步，优点还是缺点，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必须的，都有完美的配合。我相信，坏事是好事的前奏，而好事不至于导致坏事，因而好事终将取得统治地位。我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在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共同水平上相互接近。我相信，不干扰自由的发展是人类和平的惟一保证。我相信这些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智慧给予它们深深的赞同。
　　倘若你们说出这句话并且热心地传播它，我想，社会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因为，不论人们评说的状况如何，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难解决。利益本身是和谐的，这一点不容质疑，因此，解决方法完全处于自由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