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死，至少现在还不能死。我欠了人家人情，自己一走了之就太不负责任了，这会对人家造成一辈子的伤害。我不能这么干，我必须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好再走。
在深圳医院抢救时，小姚是第一个陪护在我身边的人。我知道所谓七窍出血的惨状，这次我除了左耳之外，其余六窍：右耳，双眼，鼻孔，嘴巴都是血。日夜陪护在我身边的小姚至今对当时的惨状还心有余悸，头部伤口皮肉外翻，经手术清洗缝合包扎后，还是不断地渗血水，她一直不停地为我揩擦，还不时用棉花球轻轻的插入鼻孔，耳孔里去掏，把食指伸到我口中去抠血块，又是血又是痰，一拉一长条。她都感到恶心，想吐，可是还是不停地去抠，去掏，去擦，医生关照要不停地这么干。
我不知道自己这次出了多少血，回家一个月，拿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血压器一测，血压表显示为40／70。自己平时的血压一直稳定在80／120水平，我怀疑这个血压器坏了，要老婆自己先量一下，她试下来血压器是正常的。如今血压这么低，我怎么没什么感觉呢？
再称体重吧，反正家里也有磅秤。我支撑着站上去一称，指针在50公斤附近晃动。为求数据准确，我检查了磅秤，移动了位置，再用未伤的左腿摇摇晃晃地站立上去，结果连50公斤都不到了。
唉，算了。大致100斤不到，自己知道就行。近三十年来，我正常情况下的体重一般维持在112－115斤左右，很少波动。只有到东北插队和女儿出生时因劳累过度，体重明显下降。这是我成年后第三次减重，住院二周，减重15斤，平均一天掉一斤肉。
我本来就长得瘦小，全身也就百十斤肉，一天掉一斤，能有几天可维持啊！不行，我得吃，把身上的肉补回来。可是，能吃什么呢？喝汤，吃面，大肥肉，还有豆腐，喝酒喝茶。别的我嚼不烂，吃不了，也不想吃。家里有一大堆营养品，补品，都是来家探望的亲朋好友带来的。可我对这些东西，心理上有抵触。我讨厌这种东西，更不相信营养补品。这种东西，我一样也不吃，特别是“御医”说我淤血未消不能补，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回拒的理由。老婆也拿我没办法，只好慢慢悄悄地处理掉。
陈教授离开时，给我留了足够的药，还特地为我配制了药酒，留下药酒的配方。
他走了，我得靠自己：喝药，锻炼，争取自立。从起床，上厕所开始，到走路吃饭，我要先争取做到生活上自理。开始第一步是艰难的，自己起床，坐起来就不容易，胸口疼得厉害。最初几乎疼得要叫我老婆来帮忙，可是不行，靠人帮忙算自己的本事吗？老是依靠别人，谈何自力！我咬牙不啃声，自己慢慢地挪动身体，让腿部先下床，然后把屁股移到床沿，身体左侧，靠未伤的左半身承压，总算可以坐在床沿了。下一步，就是左腿支撑，右腋柱杖，自己站起来了。
第一步成功的喜悦，难以言表，最重要的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我的信心。慢慢地，我可以自己穿衣，洗脸，刷牙，坐马桶．．．．．．一步一步，我在进步。就像同事们说的，我一天一个样。
我每天先在室内动动，感觉可以就到阳台活动活动，再慢慢地走出房间，到走廊里转几圈。有时，在房门口见到隔壁邻居家的宝宝学步走路，我心里又羡慕又痛苦，自己这个正当壮年旺盛的大人，如今连一个娃娃BB都不如，心酸呐！慢慢地，我有点把握了，就柱着柺杖乘电梯下楼，到小区绿地边活动，转圈，扩胸，拉韧带，做气功．．．．．．此外，还有陈教授教我的健身保健功，我早晚坚持不断。
除此以外，就是一天二顿喝酒，药喝完了喝药酒，药酒没了喝白酒。我不喝酒就腿瘸，早晨起床最明显，自己知道，起床后要在房间里转几圈，才不觉得瘸了，直到如今也是如此。
如今，我一个人在家喝酒不会喝醉。我知道喝醉酒的味道，以前在单位里，因职务关系，作为办公室主任不仅要安排宴请或对外应酬，我还是老总的酒代表。
有一次，我在海外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中受到委屈，心中郁闷，在午宴时连喝几杯茅台，一个人顾自喝闷酒，结果喝多了，也乘机发了一通酒疯，回到宾馆吐得人软腿软，吐无可吐。即便如此，老总非但没有怪我，反在中层干部会上，明确宣布我有“公醉”待遇。因为，我醉酒基本上都是因公务而醉。老总本人滴酒不沾，公务宴请，他就喝矿泉水，喝酒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我就成了他的酒代表。这酒代表这可不是好差事，他默许我一年“公醉”三次，可我自己掌握只能一年一次。醉酒伤身，我深有体会。自己酒量自己知道，年轻时在东北喝酒是一种生活体验，在单位为应酬喝酒是任务，是折磨。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喝酒的味道。那是到东北插队落户第一年的端午，东北叫“五月节”。
端午节是当地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当地老乡那时一年就认二个节日，一个是春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每逢这二个节日，生产队全体放假，其他如元旦，劳动节，甚至国庆节都不放假。
“五月节”这天，生产队宣布不出工，大家放假，休息一天，过“五月节”。往年老乡过“五月节”要杀猪庆贺，一家杀猪全村分享。我们刚去的那年正是准备打战的形势，生产队除了放假外啥也没有。不出工，我们没事可干。因为我们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临近的革命大队就有外贸轻工的下放干部。放假一天，咱们也走走“亲戚”，去革命大队看看他们。
说走就走，我们从山梁子走，抄近路，来到了革命大队串门。他们队里的一帮插兄也休息没事可干，躺在炕上正无聊。我们一到，那高兴的劲儿，一帮老家伙简直象小孩一样，高兴极了。“朋友来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队插队的老韩来劲了，不等我们坐下就嚷嚷：“我到小卖部去。”
过了一阵，他手里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这次他出去了老半天，回来两手空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从村头跑到村尾，家家户户都去了，想搞二个鸡蛋都没有。啥都没有。老乡说不是要打仗吗，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连小猪小鸡都宰了，随时准备撤退上山，还有什么？”
想想也是，一冬才熬过去，连土豆白菜都没了，春播还没完，青黄不接。算了，大家见见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韩不甘心，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大蒜头，打开酒瓶，找来几个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来，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几瓣生蒜头，其它啥也没有。
哇，这场面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连想都想不出来。恐怕坐山雕也没有尝蒜头下烧酒的味道吧！喝一口东北白酒，利害。我那时年轻，没喝酒的经验，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张嘴吐舌，南方人还不习惯生吃蒜头。这经历，这味道值得终身玩味。
说起革命大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我们插队的公社，就是有当时中苏冲突的四大争议岛之一的干岔子岛而来，而干岔子岛又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争议岛。就地理位置而言，当时的背景是中苏冲突，准备打仗。我们插队的省就是全国的一线，我们所处的地区是省里的一线，而我们所处的县是地区的一线，公社又是县里的一线。我们插队就到了准备打仗的一线的一线的最前线，当时战备，每个村（生产大队）都有民兵。武装民兵连，配备的都是真枪实弹。知识青年是基干民兵，枪就挂在炕头上睡觉。
就在这个大队，一次白天，两帮小青年不知为什么吵架动手打起来了。吃亏的一方的小青年，晚上越想越不服，随手拿起手榴弹去报复，把一颗真手榴弹拉了弦就往对方宿舍扔进去，“轰”一声，手榴弹炸开了。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被炸懵了。总算还好，手榴弹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大家被吓坏了，地下炸了个洞，炕也塌了，人也伤了，还好人却没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没头脑。
我们生产队小青年打架也动过斧子，伤了人。这帮孩子真叫人头疼，他们其实没啥大的矛盾，就一语不合动起手来，过后就忘了。好的时候又好得不得了，不好的时候说吵就吵，说骂就骂，要打就打。而且打起来不要命，捞起家伙就干，捞到什么是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真有一股“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劲头。
怎么办呢，都是孩子。我们下放干部只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单纯，冲动是第一年的通病。随着时间的磨练，小青年慢慢长大，渐渐成熟起来，会动脑子想问题了。第二年就聪明了，第三年开始就显得成熟老练了，思想也开始也复杂起来。这是小青年必经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虽为下放干部身份，其实年龄上也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作为兄长，我们还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
如今喝酒吃药，成了我治疗康复的主题。一天三餐二顿酒，饭后二小时后再服三次药。初步匡算，吓了一跳：半年光白酒就喝掉至少有五十斤以上。
自己的酒量自己清楚，我的酒量不大，也就三两左右的实力。一般的交际应酬，我有自知之明，能够自我控制，基本上还能对付。
我们外贸有外事纪律。当时我按外事纪律的原则掌握：公务场合饮酒一般控制在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如自己的酒量为三两，我一般掌握喝一量，点到为止。如果还未尽兴，再喝一两问题也不大。超过此量，酒兴就上来了，开始兴奋，会“主动出击”，进入酒酣阶段，气氛上来了，会越喝愈多。此时虽然还未到醉酒阶段，但已难以自控，最后一醉方休。凡醉汉一般都说自己没醉，实际上已经醉了，不能自控，就是“醉汉不醉”的道理。
我佩服周总理的酒量和酒风，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那时我们公司业务兴旺，我是经理办公室主任，几乎天天要安排宴请活动，自己也经常要参加。一般情况下，我自己不会喝醉，即使当老总的酒代表，也问题不大。我在公务场合醉酒，一般都是败在部队手下。
我发现，部队的参谋长的酒量都很厉害，我还没遇到过不能喝酒的参谋长。我最早领教参谋长喝酒的时候，还是在慰问团时。那还是一九七四年的事，我在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分团双山小组任副组长，常驻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五师师部，经常下连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一次下到五十一团，了解女知青患病的情况。工作之余，到团部招待所吃饭，团领导亲自出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全体出动。“感情深，一口闷”，喝酒成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试金石。喝酒是逃不了的，我们的酒量也不行，只好“意思，意思”而已。我那时才二十来岁，喝酒虽然不够老练，但年轻能喝。几轮白酒喝下来，倒也没事。回到师部好几天后，听说五十一团要找我“算账”，怪我把他们团长喝醉了。他们团长人爽，爱喝。我们边聊边喝，他以喝为主，我以聊为主。他喝醉了，却怪到我头上了。后来，再到五十一团，团长就让参谋长带二位副参谋长向我进攻，白酒已经把我打倒了，还是不放过我，又叫上一人一箱啤酒，开瓶就喝。结果，白酒喝完，一桌八人又把八箱啤酒“消灭”了，人均一箱。
事后，我也不敢想象自己怎么喝的。参谋长厉害，据说四十七团参谋长喝酒过量，结果酒精中毒，把嘴都喝歪了。他平时能喝一斤半白酒，一次他在自己一桌已经喝过一轮酒了，又到隔壁一桌去挑衅，遇上县妇联主任，他小看人家，斗起酒来，用喝水的玻璃杯喝白酒。那妇联主任可不是好欺的，酒量也在一斤以上。结果，又干了两大杯白酒，这位参谋长把自己的嘴都喝歪了。
我的所谓“公醉”，其实都是败在部队参谋长手下。而且，他们喝酒一般不仅仅是一对一干，一对一我已经无法招架，遇上他们集体上阵，轮番作战，那你肯定完了。首长意思意思可以，参谋长出场就要当心，副参谋长出来就要真干了。他们人多，实力强大。我们不行，象我这马马虎虎混混的水平，还当“酒代表”，肯定只好应付应付。所以，我选搞接待的人员，酒量也是用人的基本条件。
根据我的经验，还有我对主动喝酒的女同志也敬而远之。有的能喝酒女同志，喝多少也不醉，据说她们体内有酒精中和的特殊功能。有一个公司的女经理，酒席上喝多少都不醉，从来没醉过酒。为了摸清自己的酒量，她自己在家里试过。结果把她老公喝倒认输，自己还喝，喝得肚子涨了还不醉。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的酒量到底几何。
还有，朝鲜族人喝酒别具一格。在东北，我们隔壁生产大队就是朝鲜屯，他们敬酒敬烟的规矩让你无法推脱。他们规矩多，女人不同席吃喝，却要负责敬烟敬酒，她们小心地迈着碎步绕到你面前，再恭恭敬敬地给你敬烟敬酒，让你不好意思推却。
出访韩国时，我还领教了“原子弹”“氢弹”。所谓“原子弹”就是在一大玻璃杯啤酒中，再放入一小杯白酒，一起干。而更厉害的是一大杯白酒加一小杯啤酒，这种“氢弹”太厉害，我不敢领教。
在东北时，听说为庆祝鄂伦春定居十周年，政府拨款，鄂伦春屯一席酒吃了七天七夜。我不相信，人三天三夜不睡觉就受不了，那有一席酒吃七天七夜的？他们去参加的人说，七天七夜是酒席连轴转，参加的人员轮流喝，轮流睡，喝醉了睡，睡醒了再喝。酒席不撤，大家轮流，没完没了地喝了七天七夜。这么说还可以，鄂伦春人冬天打猎是离不开酒，随身携带的水壶里也只能灌酒，因为冬天水壶里不能放水，水出门就冻，带不出去。喝口酒，跨上马，鄂伦春人立马精神，比谁都厉害。
要说骑马，玩玩可以，真的骑马并不好玩。一次我到公社办事，从生产队到公社也就七／八里地的路程。有一次我骑马到公社办事，去时候还可以，一路轻松，而且又快。可在回来路上，才发现问题来了。在我骑马返回生产队的途中，没多会儿，我就觉得自己的屁股开始疼起来，随着马背脊梁骨的摩擦，双腿夹屁股越来越疼。一路上，实在受不了了，我只得不断改变骑马的姿势，最后象放牛娃一样坐在马背上。好不容易捱到队里，我简直是滚下马来，连站都站不起来。回到宿舍，脱下裤子一看，自己也哭笑不得，原来自己的屁股已经被磨破了，短裤上还有血迹。
只怪自己，那时我不懂，也没经验。我到马厩牵了匹马就走，没想到要马鞍子，连麻袋片都没拿，骑了匹光马，还是匹老瘦马。来回十来里地，就给我颜色看，害得我夹着屁股走路，好几天都不敢迈大步。有苦（痛）说不出，怕别人知道了要笑话。
其实，我第一次骑马还是可以的。刚到生产队时，每天出工都在马厩集合，边吃马料（炒黄豆）边等队长派活。我们城市来的人没见过马，更没有机会骑马吃马料，很好奇。
马料，人也能吃？吃过就知道，原来就是炒黄豆，很香，嘣脆。马料除了粗饲料（草料）外，还要添加精饲料（如豆饼，大豆等）。马厩里一口大锅就是炒马料（黄豆）的，谁愿吃，随便抓，随便吃。东北大豆是出名的，也有的是。特别是秋收，地里拉下豆荚难免，一路上还拉下不少，爆开的豆粒满地都是，人们都懒得去捡。因为太多，根本捡不过来。我们队长的老丈人，一个秋天光在地里拔拉丢下的豆荚，装车拉回家打场，收获大豆装了十八麻袋，算算就有好几千斤。为此，还差点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挨批。可见，东北大豆遍地都是。炒大豆作马料，很平常。
小青年（包括我在内）一有机会当然都想骑马玩玩，老乡也看出来了。一次，一位当地青年主动给我牵来一匹漂亮的白鼻梁子，诡秘地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当然有兴趣，一把接过缰绳，马就高高地昂起头，不停地刨蹄子。我知道，马认生，它不认识我。我轻轻地给它捋捋毛，慢慢地靠近它，拍拍马屁。马是吃马屁的，真的。特别是生马见生人，它警觉性很高。你要擼顺毛，拍拍它屁股，它让你拍，就差不多了。我拍它马屁，它好象开始接受我了，不昂头刨蹄了，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我先牵着它溜一圈，它也顺从地跟我走，我想问题不大了。这时，我发现那位给我牵马的小青年在一旁窃笑，得加小心。看得出来，他要看我出洋相。
这匹马好象已经认我了，我趴在它背上试试，它也不动。我觉得：可以了。我下来再拍拍马屁股，它没有反应。我就大胆地纵身上马，可还没等我坐稳，它一溜烟撒腿就跑，立马窜出去了。马跑得飞快，我在马背上东倒西歪，随时都会被它摔下来。没办法，我本能地死死抓住马鬃不放。这马也坏，它见没有把我摔下去，就加速直往前冲。突然，一个急停。此刻来得很突然，我毫无心理准备，人一下往前冲过去，几乎就要蹦过马头，摔出去了。我一手死死拽着马鬃，一手抱紧马脖子，总算没有被它摔下来。
这招过后，马老实了。它放慢脚步，慢慢地走。我这才松了口气，缓过劲来。这时，我才在马背上坐稳，拉着缰绳，让马回头往村里走。它也开始听我的指挥了，前后左右都很“听话”。要快，要慢都可以了。到了村里，这家伙却还故意往树下，障子边上蹭，还要考考你。这时，我已经可以用缰绳和夹腿来驾驭马了。
不久，赶马车，爬犁也可以了还都，只不过是现成的水平。因为，上马鞍，套车，套爬犁都还是老乡搞好了的，这些是马老板的活。就此，我才知道拍马屁还真有用，有时还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