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
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
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