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1909~1912：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好了，我写得有点罗嗦，但真正原汁原味。我认为，成都在中国是独特的。其他的领馆都在开放港口，翻译助手或领事一天到晚都在签字盖章，记录合约，或者做其他无数令人生厌的琐事。这里，一点都没有这些，只是时不时有点传教士的事务。然而，这里是一个提供“信息”的地方，可以在这里设计（当然不是我）智慧的政治策略。这就是这个职位的独特性。这当然也是对我最大的益处所在。
成都，1909年9月15日邦思先生提出让我在11月度一个月的假。我要去重庆看博达尔，然后和他一起下到宜昌去，去看看由杜达尔·德拉格黑领导的，驻扎在扬子江上游的新的法国炮舰。这个杜达尔把我们再捎回重庆。我要邀请奥德玛少校和我一起回成都。坐十天的轿子我们就能回来了。我还不知道是否接受这个假期。
周五，1909年9月17日昨天，从清晨开始，在日出之前，城里一阵阵枪声震耳欲聋。这不是发生了内战，而是军队在演习。只有到这个战斗和革新的中国来，才能看到在城市内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另外，这里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我想，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们为了任何理由，都要放鞭炮。我已经在来的途中向你讲述了：一个重要人物驾到，嘣嘣！他走了，邦邦！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响声在这里是中医，至少是民间医疗的一部分。当某个人生病了，人们急着驱逐他身上的恶鬼，要放一些疯狂的鞭炮。如果病人神经不好，我怀疑这种治病的疗效，尽管我承认在医学中，信仰也能起作用。
可以确认的是，邦思先生对这种对治疗一点也不信任，他对我们的医学也一样。他连续十五天无法入睡，但顽固地拒绝服用木雅克医生寄给他的安眠药。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做一个半个月左右的旅行，从早到晚都走路，把自己累到睡意自然降临的地步。旅行和搬家，可能会有效，但可惜不能同时进行。
周日，1909年9月19日今天平淡如斯。我早上碰到一个来看牙医的传教士。他像所有的其他传教士一样，告诉我，咱们没法和中国人接近，越是接近，越是被这个没法开启的精神搞垮。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们。
埃塞尔多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它是完全真实的。这就是“三个领事戴一顶帽子”，或确切地说“一顶帽子给三个领事戴”的故事。去年，皇帝死的时候，三个领事必须去省长那里做哀悼性质的拜访。考虑要穿正式礼服去，这是严格的规矩，给葬礼一些气氛。他们决定披挂上燕尾服。好吧，可是要与燕尾服配套，必须有一个高礼帽！威尔登没有，史密斯没有，威斯也没有。他们在乡下碰面，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位英国大学教授那里找到一顶。只是，他们不能一起顶着这一顶帽子去。于是，他们去到省长家，头一个戴着帽子进去！另外两个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再把帽子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出来再给第三个如此这般，他们让人相信，他们是要一起来拜访的，只是前后脚差了几分钟。总算尽了礼，又不失优雅！看看，咱们可真是在中国，嗯？
另一个小故事（不如前一个好玩）。有一道帝国法律，严厉禁止给女孩绑小脚。一个强大的政党起来反对这条法律，用言论，用行动，甚至用不发表这条法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那个古老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更优美吗？不！“因为如果他们的女人有了大脚，欧洲人就会把漂亮的女人带到自己的国家去，然后把剩下的吃掉”。
成都，1909年11月8日亲爱的妈妈：旅人总是会思家。我向你承认，回到住处很令我高兴。这周我的信会更短一些，因为我有二十多封要回。
四川这片土地真是奇妙，肥沃无比。走在杉树丛里，就像在渥日山区。在甘蔗地里，就像在安提尔。这里是橘子花，那里是兰花，田野里鲜花盛开，一切都像在春天里一样绿绿的。尤其当我们从最后一个丘陵下来，刚进入成都平原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见方的大平原。我想起，拿破仑从阿尔卑斯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士兵指点意大利平原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