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雅观察书
上元之夕，接读老先生论志书一札，并阅杂记中驳正数条；足征宏议卓识且皆系爱我金玉之言。侍等反覆捧诵，不胜狂喜。朋友责善，本宜如是；不识老先生何以间入世俗之言，以为有所干怒得罪也。
夫著书立说，古人所难。况侍等以无本之学，公然执笔，始固亦自疑之。是以立心不欲造作一字，非征之文、即征之献，正未尝不有若心在也。昔太史公作史记，班氏讥之；其后，范氏又非班史。盖文章得失，不易免于訾议，自古而然。而侍等之心却虚，以多得一质证，即多去一班驳；惟有引以为己幸耳！然亦正有不得不略为相质者。来谕云：“郡志与日下旧闻，稍有不同”；是也。不知海外之志，与内郡不同。内郡之志，不知几经前人订正；且其风土人物，皆为人所熟闻。若海外一草一木与内地迥异，多中土人所未经闻见；据近人着作所载，颇极诡异。若皆以为非乎？则侍等数年中所亲见闻者，原不尽诬；若皆以为是乎？则侍等耳目中所尚未及见者，又不知凡几。故侍等愚见：于正文每一条下，各载以附考，明列出处。此固向来志书体例所未有，而侍等毅然为之者，亦以作海外之志不得不然；已于凡例中详言之矣。来示中年号一段，自是侍等失检点处。初意以引用他人之书，誓不妄加增改；故附考中所录，悉仍其旧。然此却大有关系，随遵谕一一改正。至于伪郑逸事，系平台后一幕友郁姓者所作；杂记中已载其名，非明季人也。所载之事虽不尽实，然自古史家所见异辞、所闻异辞，即左氏尚不免于浮夸之诮。今既列于杂记附考中，似可不改。盖杂记乃志之余，如外纪、外篇之类；而杂记中之附考，则又是外篇之外矣。夫伪郑是贼，正不谓其非贼也。其有一长不遽削者，亦见作贼尚须如是；不如是，虽作贼亦不可耳。彼石勒独非贼乎？其听人读汉书一段，正史犹载之；何嫌于志书之杂记哉！总之，凡事非目见耳闻，未可臆断其有无；侍等所以征引颇繁者，正欲后人有所参考折衷于是，而非徒夸新奇可喜也。
夫言不尽不快、义不辨不明，老先生若以粗直为嫌，将视侍等为非读书人矣。不惟此志而已，即侍等行政待人或有谬误，尤望老先生不轻弃我等，赐以训词，尤拜惠于无既，何幸之甚！所言是否，并望教我！临颖祷切。
道南统绪论范学洙
道之在天壤也，固合东西朔南而无间者也。然而道以人传、人以地异，其统绪相承，未始不昭昭可考也。杏坛设教，道兴于东；孟氏邹人也，道亦东焉。乃汉郑元师、马融有道东之说，融盖以道自任也。然马与郑虽有阐发六经之旨，要未能醇而无疵；道统之属，君子不之许焉。
吾闽龟山杨氏游二程之门，学成而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夫二程之学，虽远宗孔、孟，实得力乎周子。周子者，继千六百年之绝绪而开来学于无既也。太极一图，人谓某传自种穆；抑知周子之学，非种穆所能仿佛者。胡氏以为创自周子，信然也。至如通书，特畅其说耳。道之所该，一图尽之矣。其曰主静，即夫子有诚之谓也。惟静故诚，天理人欲之几，于此焉判；希圣希天，舍主静何以哉？程子既见周子，始豁然大悟；其示学者，惟以居敬、穷理为要。盖居敬，则私无所入；穷理，则私不能混。周子之教，得程子而益明矣。二程高弟在南方者，有杨、游、谢三人；而惟杨独得其宗。维时南方人士，事龟山者甚众；而称最者，惟罗仲素。迨后，李延平得其教以授朱子，盖承周、程之统而衍龟山之派也。至于朱子，则集周、程、杨、李之大成，而为道统之会归也。天人性命之征、义利公私之辨，析之至精、训之至悉；向非龟山得二程之宗，则正学之兴，胡为而盛于南哉！而朱子之门，有真、蔡，黄、陈诸君子相与倡明其旨，以教南方；所以南之正学，犹代有传人焉。明自中叶以后，人自为教、家自为说，与集注或问角胜者，日以猖狂；于是有晋江蔡虚斋着为蒙引，字分句释，发明集注或问之蕴，而异说以息。是朱子而下，虚斋之功亦云钜矣！间有一二失之穿凿，不过为从事制义者求新鲜耳；而未尝不衷之于正也。嗣后有次崖之有疑、紫峰之浅说相继而起，虽皆为羽翼集注之功，而要皆得虚斋之启发者也。若虚斋者，其殆道南一脉之遗绪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