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诗话》：“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首》，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此说殊平允，但恐作者堕入其间，溺而不返耳。
六朝、唐歌，专重吴音，以吴音读之尤谐律可听。《云溪友议》：“云阳公主降都尉，刘氏内人以陆畅吴音，才思敏捷，为傧相互作酬和，六宫大喜。”此其证也。
作诗者于锺嵘《诗品》、司空图《诗品》、齐己《风骚旨格》、无可《诗式》诸书，以及各家诗话，均不可不读。虽语有是非，而其间之真意亦正可在是是非非中得之也。
古诗转韵，不限四声，乐府平仄间转，而上去亦可转入入声。
八
名人小传诗品
荀子
荀子亦曰孙卿子，相传避汉宣讳，改荀为孙。非也，盖古音荀、孙音近，或称荀子，或称孙子，故莫可得正。战国时，与孟子并以“仁义”之说嫉俗愤世，着《性恶》一篇，反孟子“性善”之说。又以十二子为非，作“非十二子”,深为宋儒所疾。然其书仍盛行于世，《汉志》载《赋》十篇，今仅存《礼》、《知》、《云》、《蚕》、《箴》五篇，又《无题》一篇。其音迫促以少和缓之节，然承《风》振《骚》，实为“赋”体之祖也。而《成相篇》三四七言，亦已肇长短句之先矣。托喻比兴，不失诗人之旨。知时将大乱，避居于赵。春申君请之楚，乃赋《小歌》以寄意焉。后为兰陵令，终于楚。《小歌》亦是骚体，或云屈原受学于荀卿，则《离骚》殆本此欤。
屈原
屈原，楚宗亲，仕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上官靳妒之，赞毁于王，王乃疏原。及王客死于秦，子襄王嗣立，放原于江南。既心存家国，忧思烦乱，不知所恕，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经也，道也。言己虽放逐，犹怀直道，以讽谏君也。又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明，终不见省，遂赴汩渊自沉而死。王逸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比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亻妾，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人，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其徒宋玉哀之，为赋《招魂》。依《九歌》，赋《九辩》，所以辩屈原之贞固也。“九”者，阳九，以喻君子，故并以“九”名篇焉。楚又有唐勒、景差之属，并以辞赋见称。然其文不传，或曰《大招》，景差所作，亦疑莫能明也。汉时东方朔、贾谊咸祖其意。后王逸集而名之曰《楚辞》云。
贾谊
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初，立河南守，吴公冶平为天下最，徵为廷尉，乃为言于帝，召为博士，年方二十余。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皆如人意所出，并以为能文，帝说之。岁迁至太中大夫，谊感激，思所以振，乃草具仪法，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其后更定诸法令，议以列侯就国，其说皆发之于谊。帝议以谊任公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以谓年少初学，纷乱诸事，不宜用。帝乃出谊为长沙王傅。既失意，渡湘水，乃为赋以吊屈原。又仿《骚》作《惜誓》一篇，因以自喻。居长沙三年，有鹏止于坐隅，又长沙地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又曰“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于已”则以喻灌、绛之属虽谐毁之，殊无损于谊也。后岁余，帝思谊，徵入，见于宣室，问以鬼神之事，谊具道所本，夜半帝为前席，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怀王太傅。数问以得失。未几，梁王堕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矣。谊文章、经济为西汉第一。骚、赋，辞清而理哀，亦宋玉、景差之流也。然不能随时以为屈伸，卒伊郁牢愁，夭其天年，惜哉！谊本传未言有《惜誓》之作。《惜誓》有“予年老而日衰兮”之句，考其时谊年犹未三十，虽词人寄意之言，良不至此。或谓屈原所作。然乎，岂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