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斋杂记》：“唐未有乔子旷者，能诗，喜用僻事，时人谓之’孤穴诗人‘”予谓诗用僻事，如能达意，犹可也。若辞意俱晦，对之如猜哑谜，人未有不弃置之者。误人亦即自误，近有作诗者，用一僻典，乃注曰某诗某语，自炫广博，亦是一累。
《隐居诗话》：“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便无余味，则感人也浅。《诗》’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爰止，于谁于屋。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何从也。”语极可味，作诗能参此，盖无有不佳者。但谓：“唐人多为乐府，若张、王、元、白，言尽意尽，更无余味。”此则不然。乐府本贵沉切，与古风有异。自《风》、《骚》以至于南北朝亦多直述其意，张、王、元、白岂无隐约之词，古人相题着词，自有分寸，魏氏之语，殊为偏执。
作诗，造意贵艰深，而出语务平淡。故唐人佳句，粗看每似常语，实则千锤百炼，后人欲易其一字不可得。魏氏《诗话》谓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有何难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泪下”也。此正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句法直逼盛唐，虽看似平淡，吾人却欲道不得。又曰：“杨衡‘一一鹤声飞上天’尤为可笑。”吾谓：七字妙在情景宛然，而又毫不费力。盖宋人作诗，其致力处本与唐人异。魏氏自作宋人语，与唐人何涉。又曰：“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以三数奇字缀葺成句，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此论至当不易。山谷诗，《麓堂诗话》既极言其非，《滹南诗话》尤所痛诋。
《春雨杂述》：“《诗三百篇》之作，当时闾巷小子能之。后世之作，虽白首钜儒莫臻其至。岂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说矣。”仪按：古人以耕以读，虽下至于佣保小贩，亦无不知书者。如子桑、却缺、弦高、甯叔即其证也。但各有专学，非造其极不得仕。故学有不足，则执一业以助其学。汉魏犹袭其余风，故闾巷小子皆能之。至于词古意深，殆亦当时好尚所趋，犹唐之于律然欤？
予谈诗每抑宋人，非谓宋诗无佳者，但恨佳处不多耳。至于古风，如坡公，又何可不读。
《竹坡诗话》：“林和靖《梅花》诗脍炙天下殆二百年。东坡晚年作《梅花诗》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黄昏’此语一出，和靖之气索然。张文潜曰：‘调鼎当年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虽未及东坡高妙，尤可使和靖作衙官。”吾谓后首虽刻划，犹尚自然。东坡诗竞奇遇甚，转致僻陋。二作皆不及林之清而有韵。独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一句，不言梅而舍梅无他属，韵清而古，毫不费力，实足与杜诗“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句匹敌，则较为胜矣。
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迟，求其捷法，东坡作两颂与之，一曰：“字字觅奇句，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相涉。”一曰：“冲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非力所能。予谓作诗不必构思，则浩然“须眉尽落”为太冤。王维“走入醋瓮”为太笨，但构思遇久，精神易昏，佳句亦不易搜得。勿必长思，要当时时留心可耳。若冲口出常言，又何言之易也。向疑东坡诗用事牵强，今其如此轻易，诗又安得不粗。又曰：“诗到平淡非人力所能。”语尤不经。多作，多读，不愁不快。但欲求工，更须下一番工夫。
《天爵堂余笔》：“《三百篇》，诗之祖也。《楚骚》、汉魏乐府、五言古诗，去古不远，六义未乖，所当诵法。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然可兼为，不可专考者也。近日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即五言绝句亦善作者少，而况古诗乎？”夫至无人不七言律，而谁谓诗不差乎！是言近体七言之易也。乃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纪律贵整，音调贵响，不易染指。”似反以此为入门之路，宜其终身不窥此道藩篱。是又言七律难于古也，何自相矛盾乃尔。又言难则无所不难，以言易亦无所不易。唐诸大家无作不佳，一会百会，又何分乎彼此？但律诗声调究属近人口气，学者较易着力，固应从此入门，迨有所底，然后切古韵，审方言，着手古风，则自色香俱古，神与貌皆似矣。若率尔为之，其何能佳。
诗中用双叠字，易得懒句。如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鹧”,四字下得最为稳切；如杜少陵“风吹客衣杲杲日，树扰离愁冥冥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又妙不可言矣。予按：维诗上句言所见，下句言所闻。杜诗“风吹”联上句言景，下句言情。“落木”联则上句言时，下句寄怀。王诗虽不似杜诗之有味，而上下闻见自别。若王介甫“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一样意思，便觉无味。
《竹坡诗话》：“乐府以张文昌为第一。”殊不可解。又谓：“柳子厚《别弟宗一诗》结句曰‘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此诗可谓妙绝一世。但梦中安能见郢树烟？’烟‘字只当用’边‘盖前有’江边‘句故耳。当改日’欲知此后相思梦，望断荆门郢树烟‘,如此却是稳当。”子谓：梦中心存目想，又何物不可见？柳诗用“烟”字写出梦中所见者，郢树含烟犹尚模糊，况兄弟哉！此正其化工也。若竹坡所云，则落言诠入理路，更有何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