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只想说明：这种综合贯彻的宗教形态，因其变了隔离形态的质，所以我们当把它隶属于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而不应再把它隶属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这一改变，是人类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之最具体活泼的周流贯彻溶液荡漾。亦是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不肢解，不胶固的本来生命之复活。这样，我们将永远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表现超越理想，为人类时时鼓舞浮现那贯彻通透的超越亲和力。把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剔除宗教意识之外，使之不再应用（实在是纠结胶固）于宗教，而只应用于科学与民主政治，以及社会福利之事功性的东西，问题性的东西。这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恰当（如其分）的使用。在这种使用下，可以两不相伤。宗教可以免除那种愚蠢残酷的事件，烦琐不合理的教条，而人类在表现超越亲和力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之鼓舞下，科学与民主及一般社会风气可不再有西方那个样子的流弊，多表现一点和祥气。虽是分解的尽理的，却可减杀其肢解性、僵化性、枯燥爆裂性。而在中国方面，亦必须引发出它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须知圣贤境界与天才境界中所含的德慧与艺术性，以及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皆不足以产生科学与民主政治，亦不是事功性的精神。我们若真参透了中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你就可以见出中国正缺少这一点。好处从这里了解，坏处亦从这里了解，而今日的悲惨之局亦从这里了解。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就含着事功的精神。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所以讲事功者乃援用法家。须知法家并不真是事功性的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当能尽其气时，便是神足漏尽的发扬（气的），建立大帝国。当不能尽其气时，便腐败堕落（物化），因而产生暴戾残酷，邪僻疯狂。它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不能有事功。亦不能有立法的政治，亦不能有理智兴趣的科学。而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亦是神足漏尽的（理的）；是德慧的，不是事功的；智慧高，思想则乏味。所以当人说儒者迂阔少功时，决不必争论辩护。他的精神之本质就不是事功的。而当他们套在以往的轮子中，在堕落的时代里，只有演悲剧。所以中国的两种基本精神必须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调剂来充实来转化。如是，尽气的精神可不用在打天下，而当用在文化方面属于创造性的东西上如是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提供超越理想，鼓舞称神明之容的生命之全。以尽气的精神从事于文化方面的创造。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滋生科学与民主政治。这是人类自救的积极精神，总之，是救住超越理想（宗教），救住天才，救住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不是新的，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向此奋斗的。过去如此，今日将来仍然如此。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人们把他的生命放平，一立立在这种精神上，方能不动摇，不惊怖，自救救他。方能正视现实，改进现实。方能亲生悦生，肯定经验，承认对方。一离开这一切，便都是挂空的，毁灭的。
人类的历史常是大开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我们常说以往野蛮，有许多残酷不合理的事。文艺复兴以后，三百年来，从现象方面说，确是文明得多，合理而开明得多，孰知精神一提不住，文明久了，倒反归于更野蛮，更残酷。像苏俄那黑暗的秘密集了古今中外一切残酷之大成，还能不说是野蛮吗？但却是由过分的文明而来。又如宋朝人的趣味太高雅，女人把眼角上点上啼痕，终遭夷狄之祸，你说这种趣味是文明呢？还是堕落呢？五四运动以来，都市的文明人为乡下人所羡慕，亦为乡下人所厌恶，文明得过分了，后来的趣味就转向。不喜欢文明，喜欢野蛮；不喜欢修饰，喜欢粗野；不歌颂真美善，而歌颂罪恶。青年学子不演话剧，而扭秧歌，以为是雅趣，实际上统统是不谐和的丑恶。像上海那种喜出噱头的自装文明，若不惹出反动，亦是无天理。义和团杀二毛子，共产党亦利用农民的粗朴来杀商业买办文化买办，还一狠狠下去杀到底。（可是他们不自觉亦是文化买办。）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时代趣味上的翻转。这都是有感觉有理想的青年。我们那时不喜欢学法律政治的，以为是鄙俗。要学哲学，要谈主义。学经济，也得学马克思的。时代变了，以前读书上进，荣耀门庭，为国效力，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致性没有了，大家背后不自觉的是一种革命、否定、浪漫的心理。我的大哥是乡下人，他感觉到了这种心理。我的父亲稍为古典一点，他就不以为然。这些都是感觉，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叶知秋，这些文明的青年人知识分子，承前启后，造成数十年来的风气，害了自己，害了父母兄弟，害了亿万同胞，整个的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汪洋一片，无一幸免，遭此空前的大劫，到此完全结束。可痛的黄帝子孙，在这种哀号宛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深深体会你的生命罢，真切地放平你的心忏悔罢，醒悟罢。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正面积极精神涌现出来，无论革命或是什么事，总不是与人作对的。我现在再引罗素的一段话以作结束：
共产党的专制理论，武断地肯定：共产主义的目的，最后必然会实现。因为相信必然二字，所以认为纵令至少须牺牲一代的人民，使他们在贫乏、奴隶、仇恨、秘密警察、强迫劳动、消灭独立思想及拒绝与信仰不同的国家合作等混乱不安的状态中过生活，亦都是应当的，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