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术之裂，演变而为生命之裂。秦政一出，而天昏地暗。到了今日，生命之裂与道术之裂，超过战国及秦政不知几万倍。近代的精神，一往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精神。现在，可以英美来代表。在这种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状态下，不要说道术裂不裂，首先自己的生命已肢解而僵化。由此，起一个反动，便是心死：阴险狠愎的变态心理淹没了一切。庄子只见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痛，尚未见到今日变态心理的可怕。这里边的阴邪黑暗，不是以往的人显所能想象得到的。罗素说：
俄国还有一种罪恶，这是维持统治者之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个罪恶，就是秘密漆黑的，绝对的，一切都保守秘密。……在铁幕背后，究竟搞些甚么鬼呢？我想总不是在那里制造乌托邦罢。（《民主评论》第二十二期罗素文）这种秘密不只是一种策略，乃是通着它背后的变态心理，以及由此心理而来的一切黑暗思想。黑暗、恨、狠愎笼罩了一切。在它那里，没有光明，没有爱，没有和祥。人类的正面积极精神，如果不能浮现上来，来育和人类的生命，来扫除这种黑暗，人类不能救住它自己。
康德的哲学中，讲到超越的统觉，超越的对象时，曾提到超越的亲和力。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贴中复活。人类的超越亲和力，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生命中，表现得最亲切。不幸到今日竟变成这种断绝的境地。生命不能通，隔断了，干枯了，循至于爆裂以死。没有了过去，那里还有未来？未来只是龇牙咧嘴，昏迷状态的眼花撩乱。
积极的精神，在静定平实中澄清出来。我从历史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中，看出人类的积极精神不过是三种：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三、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相应此三种精神，广义地言之，中国文化生命中有前两者，而无后一者。西方的文化生命有后一者，而无前两者。照这样分法，西方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有宗教、科学及民主政治，即这三种东西皆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所贯注。中国在前两种精神下，有儒者的圣贤境界及英雄豪杰的天才境界，总之是德慧的与艺术性的。圣贤境界在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何谓综合的尽理？即是超越的理想在践形尽性的本末贯彻中表现。形是形而下的，亦可曰形气。惟圣人为能践形。践形亦就是尽气。惟圣人的尽气是在尽性中贯通着的，所以形而下的形气是在心气天理的通透中涵融育化而不落于纯粹的物气。惟因通彻到践形而表现着超越理想，所以才是综合地尽理的，亦可曰理性的尽气之综合。而天才境界则是在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下完成。惟天才为能尽气。而天才的尽气是不自觉的，亦未通过尽性之贯彻的。若不是天才，则只是堕落干枯，阴私邪僻，纯成为物气，而不能说是尽气。天才能尽气，这是他的天资高，生命充沛，所以虽未通过尽性之贯彻，亦有暗合于道处。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汉唐。所以唯天才为能尽气，唯尽气者如能接受理想。他的生命充沛不滞，常常能接受善言而客观化其生命，这就是他的暗合于道处。这种天才的尽气亦是一种综合。因为由于他的生命洋溢，而未经过抽象的分解破裂，所以是一种艺术性的性格。这种综合，亦可叫它是天才的尽气之综合。这种精神，不独表现在政治上的英雄豪杰身上，凡有艺术天才的皆可说是综合地尽气的。
西方的宗教，在耶稣那种偏至的超越精神下完成，是未通彻着践形尽性而表现超越理想的。所以他的偏至的超越精神实即是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在这种精神下，成立了隔离的宗教，因为是偏至的，隔离的，所以敌对性强。这是本质上如此，且不必说因教会而产生的那些教条，因教条而产生的那些愚蠢惨酷的事件。但是宗教究竟是人类正面积极精神之一。西方经过了近代精神，虽说社会文化上逐步向下趋，忘掉了神，忘掉了中世纪的超越理想，但就基督教本身说，却谦虚多了，软化多了。这种谦虚软化，一方也许是宗教精神之不足，甚至是堕落，然一方也正可以由此而向践形尽性的天人贯彻方面趋，由此而重振其宗教精神，予以新的转形发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是从历史发展上证明神之实现于俗世，而表示这个趋势。西方的宗教家不应再固执他的老形态。如是，这个世界方可有办法。）唐君毅先生讲宗教意识之发展，表明最高的发展及形态必须发展至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识。他说：
在一般之宗教意识中恒只信一惟一之神，或惟一之先知先觉，如耶稣、释迦、摩罕默德等。此种宗教意识中，恒以为吾人不当更有视圣贤豪杰祖先如神而崇拜顶礼之之宗教意识。然吾人则以为真正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乃当包含视圣贤豪杰祖先等如神之宗教意识者。盖顺吾人前之所言，吾人既言最高之宗教意识中所信之神或基督、佛菩萨为必然以担负人类之苦罪为己任者。此即同于谓：神或基督佛菩萨皆为能自忘其为神，自超拔其同一于神或超越的我之境界，而下同于众生或人以为众生去苦罪者。若然，则人类中之圣贤豪杰之能实际作去人类苦罪之事者，即可能为忘其为神之化身而成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