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运动之失败，陈书说其有三点涵义：一是使孔教为制度性的国教之努力从此停止。二是传统的祭天与祭孔之礼之结束。（祭孔虽未结束，然既无以前之意义，亦更无宗教之意义，此点陈书已指出。）三是孔教根本不是宗教。（不可作宗教观。）如果中国人只反对孔教为国教，以及反对其为宗教，则孔教之塌落亦不过一时之激动，尚不是决定的。无奈中国人复进行其毁坏，并其为一文化力量而反对之。他们说：在近代生活中，孔教不再是一积极而建设之力量。（陈书页十六十七）代表此趋势的，便是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每况愈下，陈、胡更无道德宗教之意识，更不解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生命与智慧。所以一个走向共产党，一个只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
但是陈书指出：
中国人实在并没有舍弃孔子。他们只废弃某些孔教的宗教礼节，取消许多的孔教的社会、政治、教育方面的制度，但并没有取消孔教的基本教义。譬如，虽然婚姻中父母之命已成问题，但孝父母是无问题的。官方的祭天虽然结束，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天。复次，已倒塌的是制度的孔教，但是因为孔教从未高度制度化，所以丧失其制度并不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无硬固的组织，所以它能从此一学派转到另一学派，而无任何致命的影响。因此事实，孔教已从西汉儒学转到东汉儒学，此后，又转到十二世纪理性主义的新儒学（案即宋之理学），十五世纪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案即明之王学），再后，又转到近三百年来的批判学派，（案此指满清以来的三百年言。名曰批判学派不恰，意亦不明。）孔教经过这一切转化而常存。焉知今日所发生者不是另一种转化。说来亦怪，当孔教被否定时，却又有一些新趋势，此将使它更为干净，更为真实，或亦更为强壮。此即：孔教之新估价，孔子底真正宗教地位之发见，孔教的唯心论学派之发展，以及孔教底唯理论学派之生长。（陈书页二十）三关于孔教之新估价，陈氏提出了梁漱溟，但说的很少。梁先生实在不易。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顶盛的时候，盛论（虽然是浮浅的）中西文化的时候，他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现，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他根据他对于王学门下泰州学派的体悟以及他所受佛学的熏习，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在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至传统的窒息与僵化下（因而令人生厌），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与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从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吾人须知宋明儒学随明亡而俱亡，已三百年于兹。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动了。同时，吾人亦须知，据现在看，宋明儒学是遥契孔子的必经之路。以往惟宋明儒学始真能接触到孔子的真实生命与智慧，故惟宋明儒学亦全部是活的生命与智慧。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只是孔教的历史事业或文化事业。由此言孔教，只是外在的，与孔子的真实生命与智慧尚隔一层。现在由梁先生之体悟，已恢复了这个接触孔子生命与智慧之途径。这就是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贡献。我们当时也是青年，可是看了他的书，觉得孔子并不讨厌，很有生命，很有理想。梁先生的书，在扭转人心上，其力量是大的。卑陋之辈所拥护的孔子，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下的孔子，浮薄之辈所诟诋的孔子，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下的孔子。这全成差谬。
可惜梁先生并未能再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这是他的求效求成之事业心太重，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此中之我与一件事，俱是表示他的生命之降落与局限。这不是宁静与凝聚。须知文化运动，宏扬教法，不是这样形态所能奏效的。后来他又降落而局限于一时之政治漩涡中，即民主同盟中。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宏扬孔教上之不幸。他的文化意识只是类乎苦行的社会意识，所以容易落于横剖面的社会主义之范畴下。至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自由民主，道德宗教，这种纵贯的，综合的，纲维的文化意识，他并不够。这还是由于他体悟孔教的生命与智慧之不透。
关于孔子底真正宗教地位之发见，陈氏以胡适的说儒为代表，傅斯年亦在内。大家都知道胡氏的基本观点是来自傅斯年。他们以为儒的字义是懦弱，儒者原是指一些被征服的殷商遗民，穿古衣冠，行三年丧，他们有其文化宗教的传统。孔子亦是殷人，但是他生在郁郁乎文哉的周文系统下，他有老传统的念旧，又要适应新文化。同时当时有一个预言（悬记），即五百年有王者兴。这个意识在孔子的生命中起了作用，这使他有了一个庄严的担负，以斯文为己任。依孟子，这个王者就是孔子。可惜他有其德而无其位。孔子既有这个庄严的担负，他改进了儒，充实了儒，使儒不复为弱者，而成为刚健的，有理想的。他们这种述叙显然表现了孔子为教主的意味，陈氏以孔子的真正宗教地位之发见归之，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历史渊源的陈述，也只是一说，即不从殷民族、懦弱、预言等说起，也可以见出孔子应运而生的崇高地位。不过胡适能从这一个角度见出孔子的担负与使命，这也是好的。这可以纠正他的新文化运动时的态度，也可以算是一种补过。不过胡氏如此说，也许只是一种述古，只当作故事说。在他生命中究起何种作用，对于他的思想信仰以及其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了解，究有何影响，则很难说。这且不管。然在客观上说，他这种陈述，实可有补过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