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仿佛是一个讽刺，李煜的宫殿上肯定从来不会响起西乐大鼓之声。不过仔细想来，除了叹息还是只有叹息。谁能跟自己的命运决裂？谁能破得了世间千重迷障？红尘滚滚，人心惶惶，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后主如一个无辜的孩子，破了他的国，留下来一个千古词家。
最后还是再录一首辛弃疾的《破阵子》吧，这是我印象中词义与词牌名熨贴配合得最完美的一阙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蝶恋花与如梦令(1)
两宋时代缺少英雄气概，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活质感和文人气息的时代。在两宋如果生在帝王家那真是不幸，但我等小民，读了几本书，家有几亩田，倒是宁愿活在那个科举完备，名相辈出的时代。文人当政在北宋大行其道，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张先、宋祈，哪个不是大家。那个时候没有文联、作协之类的组织，没有哪个是专职作家和诗人，更不要说后来的辛弃疾、陆游了。相比晚唐时的抑郁不得志的文人，宋代的文人们总有过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不能以纯粹的诗家词人之心待之，心思繁复，牵扯尤多。
《蝶恋花》和《如梦令》这两个词牌就跟晏殊和苏轼有关。并不是自他们手上创制，却因他们而始有这样美丽清雅的名字，北宋的审美风尚由此可见一斑。这让我想起在博物馆看瓷器，排在前面的唐瓷华丽洋气，排在后面的明清瓷大红大绿，精工俗艳。而宋瓷或影青，或黑褐，或纯白，纤巧传神，这是一个以士大夫的眼光为社会标准的时代，耐人寻味。
《蝶恋花》由晏殊自敦煌曲子词《鹊踏枝》改名，《如梦令》由苏轼自后唐庄宗《忆仙姿》改名。
唐代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燕乐。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像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的敦煌曲子词，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词最初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来自民间的艺术带着活泼的生气。《鹊踏枝》就是其中一首：“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是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古时候，天地浑然，人也是自然，花鸟鱼虫都跟人亲，看到喜鹊心头就喜了，其实跟鸟儿何干？捉了来又问鸟儿凭何报喜，真正没有道理。所以鸟儿回答她，想要征人早回来，你赶快放了我。这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绝非士大夫所能言。
唐教坊曲中的《鹊踏枝》兴起于盛唐时期，属于新的燕乐曲，到了晚唐五代时候，用这种曲调填词的文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十四首《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是一个用韵很密的词调，流畅柔婉，沉郁低回，据说冯的词与当时流行的《鹊踏枝》曲调极吻合，流传很广。冯延巳处于南唐末世必亡之国，又位居高官，词中迷惘抑郁之情已脱离了词为艳体私情的境界，他的词风开启了北宋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之路。晏殊小时候是个神童，七岁的时候和一千多名进士一起在朝堂上考试，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后来官做到宰相。他一生亲贤士，重教育，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他的门下。晏殊一生富贵，词中无愁苦却有悲戚，没有离恨却有隐忧。一种潜伏的风情，暗暗动人伤情。也许是他觉得《鹊踏枝》太喜庆平俗了，从南梁简文帝萧纲的一首七言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容华飞燕相逢迎”中，取出“蝶恋花”三个字做了新词的名称，并写出了那句著名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喻为人生三种境界之一：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