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现在的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我们对于只知治人而不知修身的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根本没有好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本书第一编起就主张人民权利平等，并力言人人各尽其责、自食其力的重要。但是仅只自食其力，还不能算是达成了学问的趣旨。比如这里有一个沉湎酒色、放荡无赖的子弟，要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呢？要把他导入为人的正轨，必须首先禁止其酗酒，制止其冶游，然后使他从事相当的职业。在他没有戒绝酒色以前，还不足以谈到振兴家业。即令此人不沉湎酒色，也不能说他有道德，只算是于世无害的人，仍难免被称为无用的长物。如果他不仅戒绝酒色，并进而从事职业，能自养其身，有益于家庭，这才可以说他是个普通的青年。此即自食其力之说。
我国士族以上的人，溺于千百年来的旧习，不知衣食为何物，也不懂致富的由来，傲然认为不劳而食是他的天然权利，这就和沉湎酒色，忘乎所以的人一样。这时对于这些人，只有提倡自食其力之说以惊醒其迷梦，除此再无别法，又岂能劝他们探求高尚的学问和恪守有益于世的大义呢？如果这样劝导他们，那就等于梦中上学，他们的学问也就是梦中之梦了。这就是我们专门主张自食其力，并不劝他们研究真正学问的缘由；所以这只是普遍地忠告尸位素餐之辈，并非晓喻学者之言。
最近听说中津旧友中间有早在就学期间就讲谋生之道的。固然轻视生计是错误的，而人的才智也有长短，并且考虑个人前途亦属必要，但如互相效尤，势必争谋生计，则恐英俊青年不能成器。为其本人计固属可悲，为国家社会计也是可惜的。谋生虽然困难，但为一家的生活打算，与其很早就挣钱使用以求小康，却不如勤学节约以待大成，这样学问亦可期渊博。所以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学者不要贪图小康，而须不怕粗衣淡食和寒暑之苦，不怕碾米采薪之劳。人们可以一面碾米一面求学，人的食物，并不限于西餐，吃麦饭，喝豆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
十一篇
论名分产生伪君子
在第八编里，已经举例说明了上下尊卑的名分在夫妇父母子女之间所发生的流弊，并指出还有很多害处。考察名分的由来，形式上虽无异于用强大的力量制服弱小的人，但归根结底，并不一定出自恶念，而是把社会上的人，都认做是愚昧而善良的人，想要加以挽救，施以诱导，并予以教诲或帮助，使他们一切惟尊长的命令是从，虽微小的事情，也不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只凭尊长的意志任意安排。这样一国的政事，一村的管理，商店的经营和家务的操持，都能收上下一心之效。其主旨好象是把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都当成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一样。
对待十岁前后的儿童，本来不能让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地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思，给予衣食。儿童只要不违背父母的话，听从指点，那么天冷的时候便会及时准备好棉衣，饥饿的时候就会准备好饮食。他们的衣食，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自由自在地安然在家里生活着。父母爱子，有如爱护自己的身体，一面加以教育，一面也予以奖励或申斥，但无一不出自真正的爱情。父母子女宛如一体，其乐无比，这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上下的名分也就在其间很自然的建立起来。不过社会上主张名分的人，往往想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生搬硬套地运用到社会上去，虽似独具匠心，但极大的错误也就产生在这里。殊不知上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仅能在智力成熟的亲生父母和十岁左右的亲生子女之间实行，至于对他人的儿童，则难于适用。就是亲生子女，等他过了二十岁以后也不能不逐渐改变方针。何况是年岁既长，已经成为大人的一般人之间，更无应用同样方式之理，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现在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村子、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司，凡是可以名之为人类关系的，都是成人和成人的结合，陌生人和陌生人的交往。要想在这种结合交往上，应用亲生父母子女的方式，岂不很难？可是纵然实际实行很难，而心中想象可能顺利实行的人，依然想把他所想象的办法付诸实施。这也不失为人之常情，而这也就是世间名分之所由产生和专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说名分的本源并非恶念，而系某些人凭着想象而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把这个名称公然标榜出来，真是无礼已极。似此视人民如孩童，或把人民当牛羊，如前所述，其最初的本意并不坏，而系按照亲生父母之养育亲生子女，首先认定国君为圣明，而举贤良方正之士为辅，其间无丝毫私心，无半点私欲，其清如水，其直如矢，推己之心及人。抚民以爱护为主，饥馑则给予粮食，遭到火灾则予以扶助救济，使他们能过丰衣足食的安乐生活。国君的德化有如南风的熏陶，人民的景从则如草木之披靡，其柔顺如棉，其浑沌如木石，上下一体，以实现歌舞升平之治世，真象是一幅极乐世界的图画。但如进一步考察事实，即知政府和人民本来不是骨肉至亲，实际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再进一步来说，以上所说的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只是一种愿望，可是究竟哪种学校才能培养出符合愿望的尽美尽善的圣君贤臣，哪种教育才能造成这样善良的人民呢？中国自周朝以来，即曾不断为此焦思苦虑，可是直到如今，连一次符合愿望的治世也没有出现。其多次的结局，往往和今日遭受外国人的压迫一样。这也是因为那些并非神明的圣贤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有病乱投医”，妄施小惠以充仁政。其所谓仁政含有强迫性质，企图强使人民“叨沐圣恩”，结果“圣恩”一变而为骚扰，仁政一变而为苛政，怎么还想要人来歌颂太平呢？如果真想歌颂，恐怕只有自己独唱，无人奉和，其谋划之迂阔，可怜亦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