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以唐太宗一序，盛行于唐，至宋，诸先生不为称说而复隐。盖疑其非孔氏之书，特从阙疑之义，未为论辨耳。要其言拓落，不与天性相关，取《论语》“问孝”及“事父母”等章对勘，则黑白昭然矣。杨武陵当国，令天下立社学，始复诏学者习之，不过欲翻新立异耳，而亦不止此。其书言“立身扬名”，止与《孟子》“天下悦而归已犹草芥”相反。武陵以其父抚秦，失机致寇，逮系谪戍，恐其累己名宦，故力求督师以掩盖之，乃至恝忍夺情，与黄石斋讼言于廷而颡不泚，皆扬名之毒中之也。因思唐太宗亦是此意，玄武门之慝，藉是以浣之，将谁欺邪？郑瑗有云：“既是孔门壁藏书，何以七百余年至隋刘炫而始显？疑其出于孔安国。”为说自允。开口说个“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便成差异。先王之孝，岂为治天下故而设哉？华容严首升字平子，有文名，老于场屋，尝着论斥武陵夺情之非。武陵公子山梓深衔之，会滇师起，急奉檄起受其命为曹郎，欲修怨平子而陷之。平子时已七十，未几谢世，乃得免。吾乡有讲新学受衣钵于李见罗者，着论称江陵夺情之为忠孝，其视平子何如也？平子所言，亦愚夫愚妇与知之公理，非有殊尤矫激之说，乃为邪世所不容，诚为可叹。若彼枉道以阿世，而言之不怍，则龙溪以来，荡检逾闲，以浮屠四无碍为藏身之蹊径，而扬名显亲之说又其护身之符。世教如此，求人不禽也，其可得乎？
王澄川先生试诸生，散卷皆自呼其名，不使吏人呼之，以此养士之廉耻，可谓善教矣。辽阳贺先生《医闾漫记》，称通州韩幼伦少业举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绝意不求时名，闭户读书，以着述自乐。天下固不乏志节之士，但无与发其幽光耳。陆俨山《燕间录》，记唐李勘宇定臣好学明《六经》，就试礼部，吏唱名乃入，勘耻之，遂隐居阳羡山。虽尝谓今人同辈呼其名则相诟谇，先生长者呼之亦含愠不再见，而猥贱小吏高卢呼唱，则应之唯恐不速。不此之耻，而欲他日有立朝之节乎？当知此非朝廷制为典章，特有司骄亢，不自会其昔者趋诺之可耻，藉一日之势相凌压而已。不自耻，则不恤人之耻。相沿之陋习，自唐迄今而不改，人才不古若，无足怪已。“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自宋颁立戒石，天下郡县皆竖坊门内，对堂上。自丧乱来，皆无之矣。无怪乎吏之至此极也。屏墙旧画麒鳞，吾邑一令改画菜数本，题其侧云：“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凡我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其人簠簋不饰，大违其言，要此语自清警可风。戒石辞传是伪蜀主孟昶所作，故曰“不以人废言”。
章枫山没后数十年，慈溪士大夫位卿贰者，犹徒步行里中，无乘肩舆者，曰：“不敢违章先生遗教也。”近今此风邈矣。而王端毅公去今二百年，近晤其乡人士权持世、王如庵，犹能称说其行谊与其家世，娓娓乐道之，如亲炙然。二君皆淳谨有尺度，伯亮尤笃孝事亲，立清节于浊世。盖人能近取其乡先正而景仰之，则风操自别。何所无高山，知仰者鲜耳。朱诚斋先生虽籍桂阳，而世居衡阳，方伯白野公，其诸孙也。先生弘济之猷，与李康惠、刘忠宣相颉颃，清刚端重，尤为一时师表，自号认真子，其志见矣。总制两广时，荐白沙于朝，举一代之旷典。乡人后进，能仿佛其流风，当有可观者。而其子孙莫能述其千百之一二，后学并不知其姓字，无怪乎风俗之日偷也。
马素修先生奉使戒谕诸王，至衡桂邸宣敕后，举宴礼，例有金银酒器及侑币镪，先牛却之。端王屡使恳请勿却。先生对曰：“殿下一钱之赐，即某一钱之赃，虽能逃今日之法网，其能逃高皇帝之宪典乎？”其药果之贶，必对使发缄，倾视而后拜受。时督学王公方试士于衡，先生文字旧交也，拜访先生，辞疾不见，亦不报谒。此时督学为请托之渊薮，公私宾客无不仰其濡沫。先生虽无乐见之交，待之漠如也。词林及中舍大行皆清冷署，以出使藩邸为美差，藉以承燕都米珠薪桂之乏，而先生峻削如此。从容就义，其所养非一日矣！
汉之亡，无一仗节死义者。袁隗、杨彪以德望世臣，且无以自靖；孔北海之死，亦不能明目张胆折曹操之逆。唐之亡尤为可耻。司空表圣、韩致光全身远害，即标清节；白马清流，则自以浮薄触凶人而已。宋之亡，殉国者可称多士，要皆清谨自好，不辱其身。乃至文山之忠贯日月，然使付以扶危定倾之任，亦非其所任。昨者大命之倾，自台辅以至郡邑之长，与河山俱碎者，赫奕林立，古无其匹。如刘念台、黄石斋、倪鸿宝、左萝石、史道邻、范质公、李懋明、陈秋涛诸先生，无论其忠节，即以匡济之才言，使尽其设施，讵在于肃愍、刘忠宣之下？陈大樽、吴幼洪、章格庵诸公，俾其谏行言听，必可支天浴日。其后起者如郑侍御为虹、凌侍御駉、张太史家玉、蔡长沙道宪，甫逾弱冠，即已视死如归。《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人才之盛，莫盛于斯，且非废锢林泉，高卧不起也。遍列于九卿、内翰、台省，而不能救宗社之陆沉，仅以一死谢君父，将谁责而可哉？上无恒心，下无适守，一贤一奸，倏兴倏废，国是愈乱，人心愈摇，反不如使碌碌庸人安于其位、涂饰支撑者之犹足以延大命也。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