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完全是出于对美德的偏爱，乌尔比诺医生还教会它用拉丁文引吭高歌弥撒时的颂歌和圣·马克福音中的几个片断。但是教它四则运算的基本概念时，他却失败了。这样写一只鹦鹉作者还嫌未能尽兴，在后面又给它添了更为精采的一笔：当它在半夜看见贼翻墙进来时，机智地学了几声狗叫，那贼慌忙逃走了。不难发现，从塞万提斯传下来的夸张和幽默，在这里仍笼罩着淡淡的一层魔幻云烟。
马尔克斯一直认为，加勒比地区有着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现实，他称之为“神话的现实或魔幻的现实”。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现实的一部分，他既有欧洲和东方文化的素养，又植根于拉美的现实，以加勒比人的眼光看取这个独特的世界，那么他的作品自然是卓然不群，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
9.略萨与结构现实主义巴尔加斯·略萨（1936.3.28～）是秘鲁作家，他的作品在西班牙、拉丁美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略萨从1952年开始写作，1962年发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一举成名。
此后每两三年发表一部作品，主要有《绿房子》（1966），《“大教堂”里的谈话》（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莉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未日之战》（1981）和《马伊塔的故事》（1985）。
此外还有剧本《达克纳城的小姐》（1981）和两部短篇小说集。他的文学成就受到高度评价，他本人在70年代被选为国际笔会主席。
略萨的作品始终以社会政治题材为主，具有对现实进行讽刺批判的强烈的倾向性，人称“拉丁美洲的德莱塞”。但在表现手法上略萨却是独树一帜，在小说结构上尤其讲究，被评论界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结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绿房子》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绿房子》写20年代以来秘鲁北部的社会生活。全书由五个故事组成：
鲍妮法西娅的经历和她与利杜马的婚姻；伏屋的一生；安塞尔的生平及绿房子的兴衰史；胡姆的反抗；四个二流子的故事。作者所要表现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并未改变普通人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命运，反抗的火山随时会爆发。他把不同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经历分割为小块，按照新的时空顺序加以组合，使几条线索齐头并进，读者同时被几个悬念攫住，不能不穷根究底读下去。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写的是，由于边境地区士兵不断骚扰当地妇女，潘达雷昂被派前去组建军中流动妓院——劳军队。他化装为商人带妻子和母亲前去赴任。工作很有成效。劳军队的活动被敲诈未遂的记者揭露，加之潘达雷昂为悼念军中名妓“巴西女郎”，公开穿起军服为她送葬，暴露了军官身份，一时舆论大哗，妻子出走，他本人被撤回，发配到北部高寒地带任职。
这部作品原本有30万字，但作者以独特的结构方式将全部内容压缩在17万字当中，读来别有风味。全书十章中有三章纯粹是对话，作者的叙述成分减少到零，而代之以电影的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移动，画面与声音的剪辑展开情节线索和人物内心活动的轨迹。有一段写上尉到妓院去体验生活、了解行情，作者是这么写的：
“我想打听一下有关您的生意”。
“当然可以，”秋秋蓓严肃起来，表示同意，用眼睛打量着他，“不过我想你不会是到这来谈买卖的吧？可能是另外一种事情吧，潘托哈先生。”
“我头痛极了，”潘托哈蜷起身子，盖上毯子，“全身都散了架，又冷又热。”
“你怎么能不头疼呢？你怎么能不发寒发热呢？我太高兴了！”波奇塔跺着脚，“快四点了才上床，一到家就跌倒了，白痴！”
潘达雷昂·潘托哈跟妓女秋秋蓓说着话，紧接着就出现了躺在家里喊头疼的场面，中间没有任何连接成分。但是从他妻子波奇塔的抱怨，读者可以自己把断开的部分连接上。这种剪接方式有时是情节的主线和副主线跳跃式地互相穿插，有时候是将两件不同的事情由一点相似处并置起来，互相烘托，如电台播音员与潘托哈的争吵与潘家婆媳与“方舟兄弟会”的争吵衔接在一起，使“争吵”的气氛更加热烈；有时则以一个意义相关的词把不相干的心事串连起来，比如：
“尝尝，要趁热尝，我兴致来了，做了这种汤，你觉得怎么样？”
“您的口味真不错，选中了这四位姑娘。”“巴西女郎”调皮地对潘达雷昂笑了笑。
“各种发色和味道都有了。”
“太好吃了，妈妈，很像咱们沿海地方叫做奇尔卡诺的那种汤。”
在这里，美色与美食由“味道”一词串联起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