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出版文学> 去年在马里安巴>第34章
诗人介绍说:“阿莱夫就是包含着一切点的空间的一个点。”“我”在“这个巨大无比的瞬间,看见了数百万精美的或丑恶的行动;它们都占据着同一个点,既不重叠,也不穿透”。阿莱夫展示着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物象,清晰而逼真,而它本身却只是一个点。显然,这个阿莱夫象征着宇宙万物的多样与统一,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
但是作者对阿莱夫这种寓意并不加以确定。他在另一处地方说:“我认为,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个假的阿莱夫。”在小说结尾处他提到了1942年阿根廷颁发国家文学奖一事。在此前一年《交叉小径的花园》已经发表,获得普遍好评,但文学奖未颁发给博尔赫斯,因而在文坛激起公愤。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却让诗人阿根蒂诺获二等奖,这样真情与假象,虚构与实录混成一团,使作品平添一层迷幻感。
博尔赫斯坐拥书城,主要从阅读中引发灵感。他不直接表现美洲的奇风异俗,但其题材的虚幻性,情节的荒诞性依然构成浓厚的魔幻气氛。他取消客观的时间和空间,打破散文、诗歌、小说的传统界限,所有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新一代美洲作家,并给法国新小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3.阿斯图里亚斯的梦幻世界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0.9~1974.6.9),危地马拉文学家,一生写了10部小说,4部诗集和几个剧本。
196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1967年“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1930年他出版了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波波尔·乌》故事的小说《危地马拉神话》。作品“展示出一个沸腾张扬的蛮荒世界,一个波谲云诡、五光十色、富有魅力的大陆”,在欧洲文坛引起震动。1946年,长篇小说《总统先生》
问世,这部气势恢宏的悲剧性讽刺作品奠定了他一流作家的地位。3年后出版的《玉米人》,其思想更为成熟,笔力更为遒劲。此后,他出版了诗集《云雀的鬓角》(1949),《贺拉斯主题习作》(1951)、《波利瓦尔》(1955)、《戏剧集》(1964),长篇小说三部曲《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和《珠光宝气的人》(1961)、《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等作品。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成就主要在小说上,《总统先生》和《玉米人》为其代表作。
《总统先生》中的总统是个典型的拉丁美洲专制暴君的形象,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连街上的石子也会恐惧得发抖”,在他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受到监视,包括总统的亲信,所有人的荣辱存亡都系于总统一身。到处是一片赞歌,称颂总统是“祖国的功臣,伟大的领袖,忠诚的战士,青年的保护者”。在总统的绝对权威和臣民的敬畏之中透露的是帝国主义势力、陈腐的社会制度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还有古老的宿命论和宗教意识对当代人的侵蚀。阿斯图里亚斯试图将人们从梦魇中唤醒,奋起反抗专制统治,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解放。
《玉米人》写的是伊龙地方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故事。一批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闯进伊龙,毁林开荒,种植玉米去出售。印第安人在酋长加斯帕尔·伊龙率领下,将白人赶出了山林。政府派戈多伊上校率兵攻打伊龙,却屡战屡败。上校买通酋长的部下马乔洪和妻子玛努埃拉,设计用药酒毒死了酋长,然后荡平了部落。但是迫害印第安人的罪人们都遭了报应:马乔洪的儿子被萤火虫的冷光灼死;他本人由悲伤而神经失常,被焚烧的玉米烧死;上校的军队在混战中遭受重创,上校本人在烈火中丧生;向敌人出售毒药的萨卡通一家被杀死8口人,只有玛丽娅·萨卡通幸免。玛丽娅与瞎子伊克结婚,生下一子后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伊克四处寻找,也一去不返。多年后,伊克与妻儿在一座海岛监狱相会,被邮差尼乔用船载回。从此,他们在家乡重新种植玉米,繁殖后代。
据《波波尔·乌》记载,造物主造人时,先用泥土,后用木块,都不理想,最后用玉米作材料,才造出了满意的人。在印第安人看来,玉米和人处于不断的互相转化的过程中,玉米滋养了人,人死后又长出玉米。在墨西哥首都“全国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中就有这样一幅壁画,画的是在一个死人身上生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玉米神圣不可侵犯,如同人不可侵犯。在小说中,玉米体现着印第安人的人格尊严,生活信念和生存价值,也代表着古老而生气勃勃的印第安文化。而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白人闯入者和为虎作伥的官府官军则无视玉米的真正价值,他们之间的冲突既是政治、经济的,也是民族的、文化的冲突。
阿斯图里亚斯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作家。他认为他的文学活动是“继承了为人民服务的悠久传统”,是在“为穷苦老百姓大声疾呼,为受剥削者仗义执言,为民众争取权利”,是“发自世纪深处的呼声”。他蔑视逃避现实的作品,蔑视自娱娱人的游戏文章,他说:“假如写小说仅仅是为了消遣,那就请你把它付之一炬吧!退一步说,即使你自己不烧掉,随着时间的流逝,①这种小说也会和你一起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阿斯图里亚斯长期从事政治活动,曾多年过着流亡生活,他也曾到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1966年出任危地马拉驻法国大使。他的文学追求与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热衷于替人民立言,这种功利态度和现实主义精神并未窒息灵感,束缚想象力,反倒成为涌动在胸中的创作激情,化而为笔下绚烂的人生画卷。他的小说诗意盎然,激情洋溢。展卷阅读,总有新奇的意象扑面而来:乞丐佩莱莱疯狂奔逃,从他身旁闪过几扇门,又是几扇门,又是几扇门,几扇门,又是几扇门,又是几扇窗户(见《总统先生》):
“那条巨蟒,那条由泥土、月亮、暴雨、山峦、湖泊、飞鸟组成的,盘绕六十万遭的轰轰作响的巨蟒,缠得他昏睡不醒,奄奄一息,要把他挤压得粉身碎骨,化为一团黑乎乎的齑粉”,“天上的黄毛兔子,山中的黄毛兔子,河里的黄毛兔子,跟着加斯巴尔去战斗!为了族人,为了本族奇特的语言。
为了大好河山,加斯巴尔·伊龙就要投入战斗了”(《玉米人》)。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生活场景与神魔、梦幻因素交织、融为一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真似幻,如同那条辗转腾挪的巨蟒,那只上天入地的黄毛兔子,它难以把捉,身无定形,行无定踪,却生动真切地活跃在读者的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