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所以严其选于近习者，虑至深也。后世论亲贤士，远小人，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而作奸犯科，付之有司，所以严其法于近习者，虑益远矣。庆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群贤，一新庶政，方将措天下于太平之盛，而宫府之间，近习窃柄，一罅弗窒，万事瓦裂，国家几于危坏而不可救，是则立纪纲、严界限，防微杜渐，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于庆元党禁而有感焉，因记其首末。淳佑乙巳至日沧洲樵叟序。
一
首末伪党共五十九人。
宰执四人：赵汝愚（右丞相饶州）、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泉州）、王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庐江）、周必大（少传观文殿大学士吉州）、待制已上十三人朱熹（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建宁）、徐谊（权工部侍郎温州）、彭龟年（吏部侍郎台州）、陈傅良（中书舍人兼侍读兼直学士院温州）、薛叔似（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永嘉）、章颖（权兵部侍郎兼侍讲婺州）、郑湜（权刑部侍郎福州）、楼钥（权吏部尚书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黄由（权礼部尚书平江）、黄黼（权兵部侍郎临安）、何异（权礼部侍郎抚州）、孙逢吉（权吏部侍郎吉州）。
余官三十一人：刘光祖（起居郎兼侍读蜀）、吕祖俭（太府寺丞婺州）、叶适（太府少卿总领淮东财赋温州）、杨芳（秘书郎汀州）、项安世（校书郎荆南）、沈有开（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郢州临江军）、游仲鸿（军器监簿果州）、吴猎（监察御史潭州）、李祥（国子祭酒常州）、杨简（国子博士明州）、赵汝谠（添差监左藏西库）、赵汝谈（前淮西安抚司干官）、陈岘（校书郎温州）、范仲黼（着作郎兼权礼部郎官成都）、汪逵（国子司业信州）、孙元卿（国子博士）、袁燮（太学博士明州）、陈武（国子正温州）、田澹（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南剑）、黄度（右正言绍兴）、詹体仁（太府卿）、蔡幼学（福建提举温州）、黄灏（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吴柔胜（新嘉兴府教授宣州）、李埴（校书郎蜀）、王厚之（直显谟阁江东提刑绍兴）、孟浩（知湖州袁州）、赵巩（秘阁修撰知扬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普州）。
武臣三人：皇甫斌（池州都统制）、范仲壬（知金州）、张致远（江西兵马钤辖南剑）。
太学生六人：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鳞、蒋传、徐范。
士人二人：蔡元定（编管道州，嘉定三年奉圣旨特赐迪功郎）、吕祖泰（决杖配钦州，嘉定元年奉圣旨特补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已上并见于当时台谏章疏。
秀岩李心传《朝野杂记》所编攻伪学人：京镗（右丞相洪州）、何澹（枢密虔州）、刘德秀（諌议大夫洪州）、胡纮（御史处州）、倪思（尚书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刘三杰（正言婺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谏平江）、陈贾（兵部侍郎舒州）、杨大法（侍御婺州）、张釜（大諌镇江）、钱象祖（参政台州）、叶翥（尚书处州）、许及之（枢密温州）、张岩（侍御扬州）、陈谠（侍郎兴化军）、傅伯寿（侍郎泉州）、汪义端（中书舍人徽州）、高文虎（直院明州）、张伯垓（察院秀州）、邓友龙（察院衡州）、麋师旦（吏部侍郎平江）、赵善坚、林采（监察御史）、沈继祖（监察御史兴国）、丁逢（川秦都大常州）、邵褒（司直秀州）、王沇（转运使）、钱鍪（衡州守）、余哲（新州教授漳州）、赵师召（迪功郎）、张贵谟（处州）、黄抡、郑丙（淳熙间吏部尚书福州）、林栗（淳熙间兵部尚书福州）、王淮（淳熙问丞相婺州）。
二
宁宗皇帝之登极也，丞相赵汝愚时知枢密院，求能通意于慈福者。有知合门事韩侂胄，自诡于太皇太后为亲属，请效力。遣入白，不许。出遇内侍，关礼于门，告之礼，请独入，泣涕固请。太皇许之，命与侂胄复入，使谕意于汝愚，其论遂定。侂胄繇此自谓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时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于本朝，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已多从中出。初，上在潜邸，闻朱熹名，每憾不得为本宫讲官。践阼之日，以焕章阁待制召于长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辄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时事为忧，于免牍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将一新庶政，所宜爱惜名器，不可轻以假人。若使侥幸之门一开，其弊岂可复塞？”未几，内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饶，闻之，益有忧色。暨对行宫便殿，首奏陈之有曰：“发号施令，无一不出乎朝廷；进退人才，无一不合乎公论。不为偏听以启私门，则衅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计，莫大于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请对，白发侂胄之奸。适龟年出，护使客侂胄，益得为计。熹累白汝愚，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纪纲、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之虞。登闻鼓院游仲鸿，汝愚客也，力谏汝愚，不听，而所倚以为腹心谋事者，又皆持禄苟安，无复远虑。右正言黄度欲论侂胄，谋泄，又以内批斥去。熹不胜愤，遂因讲毕，奏疏极言之，略曰：“朝廷纪纲所当严，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治世之体。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盖自隆兴以来，已有此患，臣尝再三深为寿皇论之，非独今日之忧也。尚赖寿皇圣性聪明，更练世事，故于此辈虽以驱使之故，稍可假借，实亦阴有以制之，未至全堕其计。然积习成风，贻患于后，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如陈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亲见，奈何又欲袭其迹而蹈之乎？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但使朝廷尊严纪纲振肃，而国家有泰山之安，则此等自然不失长久富贵之计。其实有勋劳而所得褒赏未惬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参稽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狥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覆，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覆，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