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入，奉谕曰：“将来诚如尔言，朕有难于措处，自不必言，众人亦将谓尔所奏果是矣；若朕无难措处，到彼时自知之耳。人其可怀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复谕曰：“尔年老之人，屡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尚未及万载。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诞不经之谈欺朕，朕不信也。尔既有祈望朕躬易于措处之言，嗣后惟笃念朕躬，不于诸皇子中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即俾朕躬易于措处之要务也。”二月，又谕曰：“尔前此易于措处、难于措处等语，竟似舍命陈奏。尔乃国家大臣，荣贵极矣，年已老迈，子孙甚多。若欲舍命，则见朕之病势渐增，即当亲身入内，奏云医生等既可入内，我又何不可入？亲身领医生诊看，昼夜侍奉汤药，使朕病得痊，方可称为实心。乃漠不相关，并未尝念及朕躬。朕仍赖皇太子及诸子昼夜侍奉，率领医人诊看，进药调理。仰蒙上天护佑，今已痊愈。由是观之，尔并非实心，乃置身两可，意谓皇上若获痊愈，我仍沾禄食，苟且度日；倘有不测，则皇太子将何所往，必合我言矣。此非尔之本意乎？皇太子允礽，前染疯疾，朕为国家而拘禁之，后详察被人镇魇之处，将镇魇物俱令掘去，其事乃明。今调理痊愈，始行释放，朕将此情由，俱曾朱笔书出，详悉谕诸大臣。
今譬有人，因染病持刀斫人，安可不行拘执；若已痊愈，亦安可不行释放，而必欲杀之乎？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殊不知尔之肆出大言，激烈陈奏者系何心也诸大臣之情状，朕已知之，不过碌碌素餐，全无知识。一闻尔所奏之言，众皆恐惧，欲立允禩为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临御既久，安享太平，并无难处之事。臣庶托赖朕躬，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所奏之言及群下小人就中捏造言词，所以大臣侍卫官员等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者。此事关系甚重。乱民贼子，自古有之。今观众情状，果中尔所奏日后难于措处之言矣。尔闻外边匪类妄言，理应禁止；尔乃倡造大言，惊骇众心，有是理乎！尔既舍命陈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躬及皇太子志意安舒，不致殷忧，亦可明白陈奏。朕特降此旨，非欲诛尔也。因众皆忧虑，须事明后众心乃可定。尔当体念朕心。若怀藏私意，别有作为，天必诛之。”国维奏曰：“臣前所奏之言，俱载在档案，今并不推诿。众人因臣大言妄奏，皆畏惧列名，致贻圣体及皇太子、诸皇子之忧，臣罪莫大。皇上虽悯怜不诛，臣何颜生斯世？祈速赐诛戮以示众。”奏入，复奉谕曰：“朕今特为安抚群下，降旨申明，非欲有所诛戮也。尔前启奏时，外间匪类不知其故，因甚赞尔，云如此方谓之国家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今尔之情形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耶？洵可耻之极矣！朕若诛尔，似类沽名；朕今断不诛尔，其坦怀勿惧。但不可卸责于朕躬。观尔迷妄之言，其亦被人镇魇欤？”五十八年正月卒，赐祭葬如例。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子隆科多，袭一等公，别有传。
佟国维在圣祖朝既因激劝废储，绝不为太子稍作调护，为圣祖所深憾。然卒不罪之于国维生前。此圣祖之牵于外戚情爱，亦种佟氏后来得预大事之因者也。当圣祖末年，佟氏一门皆为允禩之党。国维之为其党既如本传。国维有孙名舜安颜，尚圣祖第九女。据《公主表》，和硕温宪公主，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出，则世宗之同母妹也，以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生，三十九年九月下嫁舜安颜，四十一年七月薨，年二十。舜安颜尚主，授额驸。康熙四十八年以党附皇八子允禩，削额驸，禁锢。后释之。雍正二年，命总理三陵事务，授领侍卫内大臣，卒。据此，则国维虽以老不加罪，其余已获谴，而旋又释之，则仍推外戚之恩也。雍正初之复进用舜安颜，自缘佟氏方在熏炙之日。迨后隆科多被谴，王大臣议定重罪四十一款时，其大不敬第五款云：“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则此下嫁佟氏之公主，尚为罗织隆科多罪状中一种资料。此公主所归之佟国维孙，未知为隆科多子抑其从子。据《国维传》，则国维之子惟见隆科多之名，或更无他子，则为隆科多之子妇耳。国维之后，除隆科多外即为允禩党。国纲子鄂伦岱，尤为世宗所疾首痛心，斥为阿其那党者。故云佟氏一门皆世宗敌党也。圣祖之于废储，未尝不引为深憾，而卒不免，其中不得已之故，盖有难言。康熙间名流集中，多有称颂太子才德及优礼诸臣者，似又非风狂暴戾，如废储时谕旨所云，此当别为汇考矣。
国维生平行事，本无足观。本传大半载其议储忤旨一事，既有阴助阿其那之嫌，必非世宗之所喜。而世宗甫即位，以表章国维为第一事，其作用自必有在。《清史稿？国维等传论》则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禟、允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于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禩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皆非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于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禩，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着于篇”云云。此论颇不得本事情实。载笔在一二百年之后，又经列朝讳饰窜改之余，史馆诸人非有专致力于此事之考核者，势不能洞见症结。盖允禩之为阿其那，并非追咎其夺嫡。雍正初，夺嫡案久定，而允禩方封为廉亲王，总理国事，极示尊贵，何尝有为故太子鸣不平之意，或且以鹬蚌之利，幸其为我驱除焉。后来卒以前预议储之事者，后仍不免私计于承统之秘密，乃始放手诛戮，以杜谤讪。其前死者率无所谴，则原涉于承统以后弭谤之计也。《史稿传论》，独于马齐一传为较合耳。
隆科多之承殊眷，以年羹尧所受者例之，必有可骇可叹如年之比者在。而档案已湮，仅于年案中并见数事，可以推想得之。若其论隆科多罪状之事，亦有足证受遗案者。隆科多旧传：“五年闰三月，宗人府劾奏辅国公阿布兰私以玉牒缮本与隆科多收藏在家，阿布兰革公爵圈禁。隆科多亦革公爵，仍命回奏。”此一事骤读之殊不明，细考之，则阿布兰乃宗室，太祖之后，其家应有玉牒收藏。今北平市上常发见故清宗室家藏本支一部分之玉牒。在康熙时，玉牒尚不繁重，宗室人数有限，阿布兰为太祖第五世孙，其得玉牒，自无疑义。惟其所藏者是否得为玉牒全分，虽未敢决，但当时宗室，与现代帝系犹为甚亲，不似清末之传久系繁，袭爵世尽，至见面不相识。意所藏玉牒，亦简册无多，各支可得全分。而阿布兰即二年谕中谓其跪捿允禵，撰碑颂大将军而不颂皇考者，盖深信大将军即为储贰之人。其所以深信之故，或即于玉牒中获有圣祖暗示之意。隆科多以汉人冒充旗籍，欲得玉牒何用？当是留此把鼻，以显己回天大力。是以得成为罪案。以前隆科多虽获谴，犹以革员往议俄罗斯边界事。自私藏玉牒案发，乃大震天威，命王大臣勘鞫，狱成，定至重罪四十一款，则可知玉牒之关系大矣。
隆科多之口衔天宪，处分嗣统，既在圣祖崩逝之后，诸皇子何以一无抵牾？固缘世宗得此一语，即可握生杀大权，而急切中万一有所指挥，岂能无壁后置人之预备？细寻其机括所在，则隆科多方为步军统领，警跸中之武力实在掌握。此与年羹尧之方为陕西、四川总督，同一扼要。以此两人为拥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为世宗嗣统布置，此不可谓非天相也。隆科多于康熙五十年授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其四十一款重罪中，第一项大不敬五款第一款即“私钞玉牒，收藏在家”。第三款则“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此款明是愤世宗之背弃秘约，特提受遗事作负气之语。第二项欺罔四款第二款：“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歹兵。”此款亦有意味。隆科多在雍正初，仍留任九门提督，于三年正月解任，定罪时离提督任已久，岂非仍以受遗时镇定之力自诩其功？但言之过甚，故为欺罔之罪。考《兵志》：步军统领所辖左右翼总兵以下官及十六门门千总，海淀畅春园、树村汛、静宜园、乐善园设副将或守备各官不等，置兵共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