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什伯？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鹗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着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右谕，今库本《实录》并无一字。蒋氏《东华录》亦无。蒋所节录原极简，若肯如王《录》之繁，其所见之实，必远过于王氏。王《录》则尚存首尾，其首从谕文第一句起至
“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句止，以下“据曾静供称”云云至“而加朕以酗酒之名”句为止，全然删去，兹在文中用括弧标出，以下从“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句起至谕文之末为尾段。据此则光绪以前之世宗《实录》，自谓能为尊者讳，而仍启后人之疑念。光绪以后之重修，直根本没其痕迹，于干蛊之计良得。）前谕中证明世俗流传世宗之得位，以遗诏中“十”字改作“于”字之故，并非久后野人之语，实是当时宫廷中宣布之言。夫曾静逆书既可以无言不尽，则世宗于此书，如果胸中原无此影，自应决为曾静所捏造，以意处分之而已。乃一见即推其来由，信其决非曾静所能虚构，是惟自知其事实之吻合，即语所从出，胸已了然，惟待推得其传说者之主名耳。至其辩诉之词，云圣祖如何轻允禵而重己，太后如何恶允禵而爱己，皆逝者无可对证之语。命往守陵，岂能自由？乃辩其拘禁在三年之后。且母后所生两子，何故自分轩轾如此，亦太远于人情。至以召回允禵，为闵其无福送圣祖之终，则他谕旨中又可证其不然。惟允禵在军中为年羹尧所弹压，无能为变，此则非谬。羹尧为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今悉以世宗谕旨明之。
《上谕内阁》：“二年闰四月十四曰（《东华录》作丁亥）奉上谕：阿布兰虽系宗室，朕素不深知。在皇考时，伊于委任之事，尚为勉力，廉亲王又于朕前保奏，朕因特别殊恩，晋封贝勒，赏给佐领，又令总理事务。外人不知，以为阿布兰曾奏闻二阿哥矾书一事，故尔擢用。不知矾书事败，阿布兰尚自迟疑未奏，系贝勒苏努指使奏闻，非其本心也。阿布兰自任用以来，并不实心效力，而且素行卑污。前大将军允禵自军前回时，伊特出班跪接，从来宗室公于诸王、阿哥，并无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兰以为不佳，另行改撰，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允禵，拟文勒石。朕即位后，伊自知诬谬，复行磨去。办理旗务，每每循私。近参奏佐领一事，经朕交部查出，曾传示众大臣。似此罪恶种种，朕是以交宗人府议处，非有别意也。若即将伊革斥，众人不知，以为何以旋用旋斥，遂生议论，则是与廉亲王封王时，向致贺者云”何喜之有，不知死在何日“之语相符矣。朕若不将此详谕尔等，无论旧时王大臣，即朕所用之廉亲王、怡亲王、阿尔松阿、励廷仪等，亦人怀惧心矣。如贝子允祹，人甚平常，朕虽加以殊恩，封之王爵，任以部务，并不黾勉效力。其性好事，其行琐屑。再孛英贵、勒席恒俱朕施恩擢用之人，因其不肖，有负朕恩，始行革退。善则用之，不善则退之，朕素性也。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今于阿布兰，既不详察而用之太急，至于不可宽宥之罪，又不便隐忍，则皇考训诫之圣明益着，而朕亦知过矣。阿布兰应得何罪之处，朕殊难降旨，尔部、院、满大臣会同宗人府定议具奏。”
此谕详其本意，不专为阿布兰，而实用以激刺允禩、允祹诸弟。允禩此时尚未变为阿其那。既提其可获重谴之语，又与所尊信之怡亲王等同论，嬉笑怒骂，不伦不类。《东华录》中皆去之，但就阿布兰一人数说，已非世宗发言本意。但就其所言，亦足证圣祖继统简在允禵之说，逐一明之……
矾书案在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东华录》书其日庚子。太子既废，因福晋有病，招医生贺孟頫治病，令贺医用矾水写字往来，一则属托公普奇保举为大将军，二则从前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言二阿哥灾星未脱，因探听此僧来京之信。又称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各处探听，希冀释放。普奇具悉其情，不行奏闻。阿布兰首告，宗人府奏普奇应绞立决，贺孟须斩立决。得旨，普奇拘禁，贺孟頫斩监候。普奇与阿布兰同为褚英之后，褚英长子安平贝勒杜度之曾孙。杜度以军功显。世宗以为此一支宗室，世有为祖报仇之意。然圣祖之向用，至废太子亦求其保举，则非圣祖之疏远可知。废太子之矾书通信，所求皆可以矜怜之事，亦无所为恶逆。其求保为大将军以自效，皇子之重视大将军可知。废太子求之而得罪，允禵承圣祖之命而得之，其为将降大任，固自可信。阿布兰不惮开罪于废太子而独求媚于允禵。宗室间固已信其将继大业矣。立碑颂大将军功德，在康熙间不惧得罪，至雍正初磨去其文，可知圣祖之意，不以颂扬大将军为非，自有拟为储贰之意。众望如此，上意如彼，而世宗谓任允禵为大将军，乃厌恶而远之，此在世宗言之则然。威福在心，谁敢驳辨？不得不留待考之余地矣。
至允禵之不需防范，世宗实倚年羹尧。自允禵赴大将军之任，即箝制之。雍邸私人，尚有以防范为说者，未知世宗之早占先着也。《故宫文献丛编》载戴铎口供云：“奴才自汤山叩送，当主子天恩教诲，至今四五年来，刻刻以心自勉，虽不敢谓希贤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鉴，各处官民可访。在任时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始终不避嫌怨，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曾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等有事，奴才等当以死自誓，例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据此，则言防范者乃并年羹尧防之，徒为世宗之所窃笑？羹尧自雍邸初建，即为邸属，进妹为世宗妃。当康熙间，臣僚某为某邸私人，形诸章奏不讳。《故宫掌故丛编》年羹尧摺，有《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且所具，中云：“查孟光祖当日一到成都，臣即面加切责，勒令起身。彼时果有亲王所赏物件，臣已收受，即不奏明，应有谢启，若直受而不禀谢，臣系旗人，虽至愚必不敢无礼至此。又谓臣有馈送，臣何故切责其人，勒令起身，又以银骡取其欢心？且属雍亲王门下，八载于兹，雍亲王并未遣人至川赏赐物件，则诚亲王何遽有赏赐？此又臣之至愚所能辩晰者。臣自奉旨缉拿之日，俱已一一奏明，孟光祖果有赍来亲王赏物，并臣有馈送之处，又何敢隐匿不奏，自蹈欺诳之条”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