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遇村店城市，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帝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禵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禵，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朕即位之初，召允禵来京者，彼时朕垂泣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洲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禵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为防范允禵召之京者，皆奸党高增允禵声价之论也。及允禵到京之日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遂。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俞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禵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阿哥所共知者。
后允禵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禵，严加训诲之。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允禵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禵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禵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之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禵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迹日益显着，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禵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禵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禵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着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冈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其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以为愧恨。今乃以六十一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干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客商饭钱，作此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禵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蓄养匪类者久之，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如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颠，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比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愚昧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
《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只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乃其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