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并且拿来跟上面的情况做比较，引起了种种疑问，提出了种种建议。远在宋朝，就有一个人叫邓肃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①明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明末学者方以智受它的启发，也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更多了，于是兴起了一种切音字运动，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朱文熊、王照、劳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是中国经历了二千年封建统治，又遭受了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越来越衰弱，人民越来越困苦，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正在先后出现的时代。爱国主义唤起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注意，从海陆军备而工商实业，而科学技术，而文化教育，认识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不大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于是他们提出切音字的主张，认为这是开民智、兴科学的关键。最早的切音字运动者卢戆章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些切音字运动者，有的只是提出一个方案，做了一些宣传，有的也曾开班传授，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象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指归的语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权以前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其次，他们对于语文改革的整个内容，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认识不足，或者虽有认识，可是顾虑重重，不敢冲破障碍，提倡彻底改革。语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汉字，推行一种普通话。三者互相关联，而彼此倚赖的情况不尽相同。改用白话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话的普及做前提，因为有流传的白话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许言文不一致的情况继续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这件事，却非同时推行普通话和采用白话文不可。否则拼写的是地区性的话，一种着作得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动摇文言的统治地位，则拼音文字始终只能派低级用场，例如让不识字的人写写家信，记记零用账。这样，拼音字对于汉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给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点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运动的总结是１９１３年制定、１９１８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的变化可大了。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经给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任务还是给汉字注音。
①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引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呢？很显然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
拼音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普通话通行的范围还不够广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这也是事实。大致说来，对于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现在不妨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的理由拿来研究一番。
（１）汉字难学（难认，难写，容易写错），拼音字好学（好认，好写，比较不容易写错），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带认带猜，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学起来虽然难些，可以一劳永逸，还是值得的。
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决不能象汉字的写法，一个个音节分开，一定要分词连写。先学汉字后学拼音的人，总是要在脑子里把拼音字还原成汉字，就觉得它不够明确；一起头就学拼音文字的人，学一个词是一个词，并不会感觉不明确。当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词仍然需要区别，也是可以想法子区别的。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读和写两个方面。写的时候要在许多同音字里边挑一个，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写错别字不是一直都是语文教学当中最头疼的问题吗？这是汉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汉字，这毛病就一天不得断根。而且一个别字为什么是别字，有时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无成见的眼光去看问题，象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我家里有个六岁的孩子，学过的汉字不多，有一天写了四个字让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诉他“地”
字错了，该写“第”。他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写“地”，我倒给他问住了。是啊，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职务呢？“地一个”，“地二个”，“地一千零一个”，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误会的可能呢？要说不让“地”字兼差吧，为什么“轻轻地”、“慢慢地”里边可以写“地”呢？这可是连读音也不一样啊！怎么能怪孩子们想不通呢？
（２）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说起来是某五个字音，现代的曲阜人说起来是另五个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说起来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这就是说，汉字是跟抽象的汉语相联系的，具有一种超时间、超空间的性质。反对拼音文字的人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这种便利，各地方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方音来拼写，别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现在的人写的文章几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会拼音文字的人将要完全不能看古书，因而不能继承文化遗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说这个话的人对于汉语文的目前使用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从前，写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个地方的读音来拼写（别处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来拼写（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来），除了用汉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了普通话，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话，不会有各行其是的问题。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悉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这样，不但是普通话没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还可以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几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读古书的问题，现在也不是不经过特殊学习就能读古书，将来也无非把学习的时间延长一点儿罢了。而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总是比较少数的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
总之，汉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话文、普通话也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这是不容埋没的，但是事物有发展，形势有变化，既然后者更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３）现代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无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准确。而一切部门的工作里边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这件事情上，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显而易见的。拼音文字的单位是字母，数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机械化；汉字的单位是字，数目多，没有固定的次序，难于机械化。字母打字比汉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电报比四码电报快，用拼音字编的词典、索引、名单比用汉字编的查起来快，还有一些新技术，象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做翻译等等，更加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用汉字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