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要推广普通话
在一种语言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只有一个意义，只是某一语言的一个支派。要是这种语言有了一种“普通话”，“方言”就多了一层跟“普通话”相对待的意思。
“普通话”的形成跟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系。书面语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同时又从别的方言乃至古语、外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础方言本身的变化反映在书面语上，而通过书面语的使用和加工，基础方言又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渐渐成为一种“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和书面语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古代汉语有没有“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古代有所谓“雅言”，杨雄的书里也常常说某词是“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通语”多半是见于书面的，可是未必有统一的语音，也未必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汇里还有一部分是“语”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语”）。加上从汉朝起书面语渐渐凝固下来，走上跟口语脱节的道路。因此，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方言比别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①可是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普通话。一直要等到一种新的书面语即所谓“白话”兴起之后，才再度提供这种可能，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
事物的发展大都决定于客观的形势。我们现在不能再满足于“蓝青官话”，而要求有明确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再满足于这种普通话只在某一阶层的人中间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间逐步推广，这都是由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为多数人所认识，不用我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提一两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经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个同住的南方同学出门去。他用他的改良苏州话向停在马路对面的洋车连叫了几声“ｗáｎｇｂ？ｊū”（“黄包车”，他以为“车”该说ｊū），拉车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来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务员走出去，只一个字：“ｃｈē！”洋车马上过来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头们开玩笑，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鸭”［ａ？］头本来不是“丫”［ｏ］头嚜。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骑驴来的？──不，骑鹿（路）来的。”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过既然在这些小事情上不会普通话还要遇到困难，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说了。
方言地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练”字。懂得点发音的知识，对于辨别普通话里有而家乡话里没有的音，象ｚｈ－，ｃｈ－，ｓｈ－和ｚ－，ｃ－，ｓ－的分别，ｎ－和ｌ－的分别，－ｎ和－ｎｇ的分别，自然有些用处，然而不多多练习，那些生疏的音还是发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该发ｚｈ－的音，哪些字该发ｚ－的音，哪些字是ｎ－，哪些字是ｌ－，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记多练不可。有时候能从汉字的字形得到点帮助，例如“次、瓷、资、咨、谘、姿、姿”是ｚ－或者ｃ－，“者、猪、诸、煮、箸、着、褚、储、躇”是ｚｈ－或者ｃｈ－。可是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时常会遇到例外，例如“则、厕、侧、测、恻”都是ｚ－或者ｃ－，可是“铡”却是ｚｈ－。又如“乍、炸、诈、榨”都是ｚｈ－，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ｚ－，这就更难办了。（这个例子碰巧还是有点规律，凡是ａ韵的都是ｚｈ－，不是ａ韵的都是ｚ－。）推广普通话引起怎样对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②普通话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跟着缩小。学校里的师生，部队里的战士，铁路和公路上的员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实际的需要，都会学会说普通话。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但是尽管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方言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为全民族服务，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服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很长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也行不通。甚至“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③但是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写小说，演话剧，偶一为之也无所谓，可不必大加推崇，广为赞扬，认为只有用方言才“够味儿”。普通话也是挺够味儿的。
①六世纪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评比当时方音，说：“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他主要是讲书面语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参校方俗”，还要“考核古今”，所以他的评价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形势，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九世纪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语音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可见那时候也有公认的“正”音。
②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③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语文常谈８。文字改革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文字改革
1.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语言是一种工具，文字代表语言，当然更加是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得加以改进或改革。有时候一种文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语言，于是产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语音结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和越南原先用汉字，现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汉字为主体，搭着用些假名（音节字母），现在以假名为主体，搭着用些汉字。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是不是适应现代汉语的情况，能不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文字问题不能脱离语言问题来考虑。在历史上，汉字改革问题一直是汉语文改革问题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国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跟现在是不相同的。那时候，一个人从小学会了说本地话，六岁上学读文言书──《论语》、《孟子》或者《国文教科书》，看你进的是哪路学堂，──也学着写文言文。说话和读书各管一方，有些联系，但是很不协调。比如你学了许多汉字，可那只能用来写文言，要用它写本地话就有许多字眼写不出。
一个人要是一辈子不离开家乡，自然不会发生语言问题。可要是上外地去上学，或者去当学徒，或者去做买卖什么的，家乡话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学哪里的话，除非你家乡话跟那里的话差别不大，能凑合。我上的中学是江苏省第五中学，在常州，老师有常州人，有苏州人，有宜兴人，有江阴人，有无锡人，有靖江人，说的话全跟我的家乡丹阳话不一样。头一个星期我上的课全等于没上，一个月之后还有一位动物学老师的话只懂得一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语”，就是后来有了“国语”，也只是在小学生中间闹腾闹腾，社会上一般人很少理会它，因为在吴语区它的作用还赶不上一种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办事，最好是能说上海话，其次是附近几个县的方言。要是说“国语”，连问个路都有困难。
书面交际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话小说，全是无师自通。遇到不认识的字，意思好猜，──有时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没地方问。我记得在《儿女英雄传》里第一次碰见“旮旯”两个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这两个字没法子念半边儿。
这种情况，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父亲、我祖父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大家习惯了，以为是理所当然，想不到这里边会有什么问题，也想不出会有什么跟这不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