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论外疡治痰之剂
痰者，本非吾人体中应有之物质，而以观近人病状，则挟痰之证甚多。岂丹溪所谓东南地土卑湿，由湿生热，湿热生痰，果得之于土薄水浅，而非人力之所能为耶。毋亦体质素弱，脾运失司，大气之斡旋无权，饮食之消化不力，坐令水谷之精，不为津液，以洒陈于五脏，和调于六腑，而徒酿为顽痰浊饮，有以助长病魔耳。古人恒谓肺为生痰之源、胃为贮痰之器者，以肺为呼吸之道路，气机不利，则气化为水，而水饮停留；胃为水谷之渊薮，运化不灵，则食即生痰，而浊涎盘踞。此痰饮之潜滋暗长于肺胃中者，尤其浅而易知，显而可据。
若夫经络肌肉之间，而亦多痰病，则非其肺胃之痰，可以随气血流行，以入经隧。盖亦其人之营运不健，营卫周流，有时偶滞。遂令络脉中固有之津液，留顿于不知不觉之中。譬彼源泉，本是澄清之故道，而下流既阻，污朽积焉；有如山蹊，初亦行人之快捷方式，而为闲不用，茅草塞焉。此四肢百骸皮里膜外，所以停痰积饮之渊源；而外发痈疡，亦往往而多痰证。则治疡者，可不于此加之意乎。惟痰能为疡，其基础则本于气机之阻滞，其成就亦别有感触之原因。有因外风时热以激动其痰者，则风性升腾，上行而迅疾，其证多在颈项腮颐，如发颐、腮、项前颌下诸痈，皆本于结痰，而动于外风，成于血热。则化痰也，而必泄热疏风。
有因肝胆内热以熬炼其痰者，则相火郁窒，入络而贯联，其证多在耳后项侧，如瘰、马刀连络成串，皆本于木火而煎烁血液，驯致坚凝。则化痰也，而必舒肝清火。有胃络之结痰，则乳房之结核是，宜兼泄胃家之实。若夫气液久虚，痰流经隧，历久始发之流痰，则非培补不为功。而久郁之痰，有年痼疾，如石疽、乳岩者，则根深蒂固；且其人必满腹牢骚，又非药力之可以抒愁解结者，夫岂“化痰”二字所能希冀百一。此虽同是痰病，而浅深大是不侔。
果能分别源流，投机处治，当亦可以十全八九。
又凡疡患之挟痰者，尚有部位可据，亦必见证分治。则项侧耳前后多风火，亦多肝火，宜辨内外之因；胁肋、串有实火，亦有虚火，宜求铢两之称。若胸腹、肩背皆是流痰，而四肢之部，则惟两臂间有流痰发生，而自股以下无之。学人慎弗以股胫之疡，误作挟痰论断，而反以贻笑方家也。
第六节论外疡清热之剂
外疡为病，外因有四时六淫之感触，内因有七情六郁之损伤，种种原由无不备具。而以最普通者言之，则热病其多数也。盖外感六淫，蕴积无不化热；内因五志，变动皆有火生。
此则内科百病属热者亦必居其大半；况在外疡，肌肤灼痛，肉腐成脓，谓非热郁于中，有以消烁之而何。此世俗治疡所以无不注重于清润寒凉一途，诚不能不谓其大有适用处也。虽然疮疡之属于热者固是最多，颐必不敢偏信林屋山人阳和一汤，谓为泛应曲当，而妄加无辜者以炮烙之刑，听其惨暴哀号，焦肌铄骨。究之热病情况，万有不齐。欲求其分量咸宜，铢两悉称，似亦不易。固非如街头卖药，市上摇铃者，记得芩、连、膏、黄、银花、地丁数味，而可以尽疡医之能事者也。
试以疡病之属于热，分别言之。有风热之证，因风而生热者，如头面诸疡及游风之类是也。虽宜清热，而必先辛凉疏风，不得早用寒凉之药。否则热已退而坚块犹存，久留不消终为顽证；甚者寒凉直折，反致血滞气凝，适以助虐。有湿热之病，因湿而生热者，如湿痒诸疮及、疮流火是也。虽亦必清热，而尤须淡渗导湿，不得恃芩连等味。否则热势渐解，而湿积不化，肿腐难瘳。惟有毒火之证，发为疔疮，来势迅疾，易散难聚，热毒不仅直入血分，且必与心肝二脏有直接关系。所以毒散走黄（毒散而内陷，俗谓之“走黄”。字义极不可解而妇孺皆知有“走黄”二字。以患疔毒死者，或有全体发黄如金色者，实即毒入经络，不能自化，郁蒸以成此变，“走黄”之名，盖由于此）必有神志昏迷，肝火横逆见证。则治法虽在芍均是必需之要。否则变幻异常，捷于奔马，一击不中，补救綦难。此疡科中最为激烈暴戾之证，所当救焚沃焦，重剂急进，不可轻描淡写，杯水车薪，反致顷刻燎原，不可向迩者也。
疗毒之易于走黄者，头面诸疔为甚。肿势漫溢，坚硬异常，针之无血无水无脓，一至神思恍惚，言语模糊，宜其难疗。早用犀、羚可治十九，亦是凉降以平气火，使之不复上攻耳。所以头面之疔，易成危候也。又手指亦多疔疮，用药亦同此理，但其势较缓，可治者多。
惟红丝疔一种，自发肿之处生出红晕一条，现于肌肉之表，从臂上行，渐以及腋，相传谓此红晕过腋入胸即为不治。而颐治疡三十年，尚未见此坏证，或亦古人理想之辞。阆师谓此是心家之热，药以泻心为主，重用芩、连、栀、翘，投之辄效。总之皆清心肝二脏之热。盖心肝是君相二火之源，证虽在表，而源本于里，所谓病之轻者，皆在经络，惟重病则涉及腑脏者也。外疡之宜于大剂寒凉，而不虞其太过者，惟此一证。足部亦有所谓水疔者，初则红肿蔓延，大热大痛，不一二日而腐化甚巨。此其湿火毒邪，亦必犀、羚、芩、连大剂急投，可救危难，而又以淡渗导湿辅之。此是湿火与毒火相合之病，与专治毒火者，尚宜微分门径。
若夫外疡溃后，有火宜清，则视其证之险夷，而辨铢两。苟非阳发水疔（水疔亦称阳发毒），绝量，而惟以清凉解毒四字，作为枕中鸿宝，则疡患之不死于病而死于药者多矣。
第七节论外疡理湿之剂
普通疡患，惟湿热二者最多。偏于热者，灼痛成脓；偏于湿者，发痒流水。大率痛痒、脓水之分途，即热毒湿邪之分证也。热毒为患多发于身半以上，湿毒为患多发于身半以下，是火恒炎上，湿恒润下之症。且湿疡浸淫，每在皮肤之表，四肢之末。则湿之积滞，其源由于脾土卑监；（卑监二字，借用《素问》之“土运不及，名曰卑监”，是土德之卑下也。）而脾苟非湿与热蒸，亦不四散走窜；惟与热交并，乃始流注于肢体，外达于皮毛。所以治疡之湿，亦必与清热之剂相助为理。有湿而兼风热者，如游风之上行于颈项，洋溢于肩背，则清化湿热，而必佐之以疏风。有湿而兼血热者，如疥癣之痒搔，则清热化湿，而必主之以凉血。
有脾胃湿热而旁行于肌表者，则黄水疮等之滋水频仍，宜醒胃快脾，而分利以通之（俗称天泡疮者是）。有肝肾湿热而下流于阴股者，则阴、疮等之湿痒不已（如前阴之肾囊风，后臀之坐板之三五日而腐烂盈尺，苟非大剂清热解毒，急起直追，鲜不误事。此是燎原之火，救焚手段万不容缓带轻裘，从容贻误者也。若夫湿重热轻，流入关节则为流注；寒湿互阻滞于经络，则为痹着；凝于筋骨则为附骨、环跳、鹤膝、委中诸证。脉必涩滞，舌必白腻，是宜于燥湿宣络，温经流气。初起之时，必以温运入手，苟得气血流通，投匕辄效。若至迟延淹久，湿郁于中，驯致化热，内欲蒸脓，已难操十全之胜算矣。
第八节论外疡温养之剂
外疡非无寒病也。天寒则水泽腹坚，人血凝涩留着不行，壅而为疡，理有固然，无足怪者。然而疡病之寒，只是阳凝之气，袭于络脉，非脏腑之真寒可比。故治寒之剂，温经宣络，疏而通之，一举手间无余蕴矣，固无所用其大温大热，九牛二虎之力者也。以颐所见外疡之宜于温养者言之，大约只有二种证候。一则脑疽、背疽，寒之在于经络者也。其外形且多红肿发热，惟病发脑后，部位属阴，且太阳寒水之经，外证必恶寒畏风，舌必淡白无华。其湿痰盛者，则多白腻浓腻，尖边亦必不红绛。脉必细涩无力，即间有混浊而大者，则毒盛肿盛之故也。然必不能洪数滑实。亦有按之有力者，则毒势凝聚不化之征，尤为重证。治之如法，其毒得化，证势少松，而脉即无力矣。其项背必牵强不利，皆寒邪之确证。于法必温经宣化，且必升举大气，通行经络（此所谓升举大气者，如川芎、羌活，可以透达皮毛，使毒得解者足短不伸，动则大痛，而皮肤肌肉尚未肿也。此时亦以温经散寒，通经宣络，数付必效。
迨迟至数日，内分坚肿，而病状始着，病根渐深，然脉尚细涩，舌尚白腻，仍用温化，犹可及也。更逾数日，则寒邪化热，其肿越坚，其势越大，脉渐转数，舌渐转红，而内欲酿脓，则用药颇费斟酌。而浅者只知是证利于温通，至此犹用一派刚燥，则催其成溃，鲜不久延难敛，渐为疮劳，则医者之手续费事，而病者之性命可危矣。
此外则鹤膝、踝疽有寒湿证，有虚寒证，腰疽、肾俞疽多虚寒证，皆可温养，甚者亦可温补。流痰、流注有寒湿证，亦有虚寒证；骨槽有寒痰证，皆可相度机宜参用温化。然热药必不可过度，过则寒必化热，助其成脓，皆药之咎，非病之变也。
若夫痰核串、乳疽、乳岩、失荣、石疽诸顽证，其始坚硬异常，未始非阴寒凝结之象。然此等病源，皆挟郁火，且多在阴虚之体，和血养阴，犹虞不济。而论者每谓此是寒凝实证，吾以温药和之，则离光普照，冰雪皆消。王洪绪阳和一汤，在彼固说得几于无病不治，而近人用之，每见其弊，未见其利。慎不可辨证不清，一味盲从。寿颐同研友潘辅臣室人，丙辰冬月，如觉左乳结核，丁巳正月，自服阳和汤十六帖，日渐长大，至三月中延颐延医，情势高突，周遭七八寸延至腋下，手不能挟，已不可为矣。其人性情安和，处境尚顺，无郁结证，而乳岩顽病竟迅速异常，至于此极，若非阳和汤必不致此。延至七月以渐胀裂，竟尔惨死，大可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