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在一张纸上记下：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二十一点十分电话：张荣要见文静。
　　我又给田庞打电话，就象那些与世隔绝的人一样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话，一开口便激昂慷慨。我先抱怨一通，山庄楼下有三位老人让人割了脖子一事，他本来就知道。他听了使劲假装糊涂，可是他越装，我就越发肯定上海发生的事情一点也瞒不过他。他又取笑我说：“你本来认为这个地方一向很太平。”这话提醒了我，他是多么的幸灾乐祸。我又向他打听文静的情况。他说，文静到外国去讲学了，也许是去美国，一共要花几个月工夫。他的地址会由他父亲通知我的。
　　田庞说：“文静是一个最温和的人，跟你恰恰相反。”
　　“你弄错了。”我回答他说，“文静是个城府很深的人。”
　　我挂了电话，心里很不安，好象探听到了什么秘密似的。
　　我打开电视机，然后收拾收拾，准备在书房下榻。我先选了几本书，好在入睡以前随便翻翻，可是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我竞开始对全部书架进行了大搜查。我将架上的书一本本推开，看看后面有没有东西，甚至一直查到书架最高的一层。我在三本日历本上看到一些记录，为了弄清这些记录的含义，我又把书桌的三个抽屉打开。
　　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份开始，日历本边上经常出现一个字母R，每星期一次，都是星期四，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以后每星期两次，直到同年七月。从七月到十月，这段时间R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的事儿。去年十月到年底，R又重新一星期出现两次，一次是星期四，一次是星期六。毫无疑问，张荣是文静的正式相好。后来大概闹翻了，但是女方仍在设法要见他。那幅画像八成就是她。
　　我又去查看其他的房间。第一间的橱子里只有些油画用具：一具画架，一个白木箱子，里面装些画笔和油彩颜色。第二间的橱里尽是些文静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挂着。穿皱了的上衣，一件套一件地挂在同一个衣架上。衣服都很素净漂亮，多半是英国料子。其中有一件粗呢上衣，胳膊肘上贴了皮，正是我想买的衣裳，可一直没有买到合身的。我马上穿了试试，正好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看来这一橱衣服我都能穿。我又检查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在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别墅里住过几个月，在房东留下的衣服里，我曾找到一些零钱。这一次在文静的衣服口袋里，我也找到几张钞票。当然，我要找的决不是钱。钱，我也有。我很清楚，钱不会把人带出空虚境界，反而会把人带进去。
　　我坐在床上，把文静的两件上衣摊在膝上，心里忽然觉得这种勾当实在肮脏丢人，可是两只手仍然在翻口袋。这种如饥似渴的好奇心，显然出于我自己抑制不住的焦虑。翻来翻去，我又找到一件皮领子的驼毛长绒大衣，穿上身试了试，怪得很，别的衣服都是运动式的，相形之下这件大衣倒显得有点做作。大衣口袋里有一张请柬，封面上是一幅当地俱乐部的水粉画，圆球式的屋顶绿光掩映，象一顶王冠似地浮在海湾的碧波之上。请柬上的金字是：
　　赵乾坤，当地俱乐部经理……
　　请柬第二页上也有画，画的是一位舞女，双臂高举，在浅蓝色的轻纱下面可以猜得出身子是光着的。下面的话是接着前页的句子：
　　订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于私人俱乐部举行当地圣诞守夜舞会，并演出节目。敬请大驾光临。地址：黄埔大街，从当地俱乐部进去。候复。电话：2274519714
　　我又寻找文静出席夜会的衣服，大概就是这一套黑地细白纹的礼服。我拿出来查看一下背心口袋，只找出一盒火柴，盒子上有当地俱乐部的标记：绿玻璃圆球屋顶。可见在一九七六年圣诞节后，文静没有穿过大衣和礼服，算来已经将近两年了。
　　我关上了橱门，回到书房里，电视片上变换不定的色彩映到对面挂的那幅画像上半明半暗，越发出奇地象罗莉。我回到卧房，取出大衣口袋里的请柬，在电话机上拨了俱乐部的号码。看看时间，正好二十三点，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定的时间分秒不差。那一头有人拿起了话筒，马上传来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一听到有人答话，我就说：
　　“请张荣讲话。”
　　我什么时候也没有这样激动过！这事把我的劲头引起来了。其实在上海，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手绢捂住话筒，好叫人听不出我的嗓音。
　　“她不在，先生。”
　　“她刚刚给我打过电话。”
　　咔嗒一声，大概那头放下了听筒。再来答话的人嗓门比较低沉，听起来有点威严。
　　“您找谁？”
　　“张荣。”
　　“您是谁？”
　　“个人的事情。”
　　“这儿没有张荣这个人。”
　　“是她叫我打电话的。”
　　“您弄错了，先生。”
　　“您的电话是2274519714，号码就是她给我的。”
　　“这儿没有这个人。”
　　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