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三思考这个问题，把罗莉两个相反的形象凑合起来，想起了她带着柔情蜜意，深情地用一条胳膊挽住我的脖子。五月里，田庞在山庄吃饭前，把这个场面拍摄了下来，后来又把照片送给我。我却摆出一副嘲弄得意的样子看了看照片。我觉得罗莉决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不冒任何风险把她出卖。田庞在庄园尽头两棵白杨中间给我俩拍了这张照，这也许是事先的安排。和乾坤走了过来，如果他们早到一步，罗莉也许会改变姿态。我原以为这是她对我情深的表现，其实只是做给人看的。当时的每一个细节，现在都重新展现在我眼前。曾说：
　　“施崇真有造化，您在她这个知识分子身上到底找到些什么呀？”
　　他说着便很亲热地杵了我一下，同时挽住罗莉的胳膊说：
　　“我把她抢走啦，施崇？让她给我点化点化，我便皈依正道。”
　　我看照片的时候，没有联想起这些事情，现在却一一涌上心头。我仔细地分析这些情况，深信会弄到一把钥匙，打开罗莉这个谜。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年，似乎只有等到分了手，才能回过头来对这个女人产生疑问。当时是我要分手的，现在却是她逼我忍痛一刀两断。我爱过她，现在肯定还爱她。我之所以离开她，是想看看她究竟对我是否留恋。我是不是如同那种向命运挑战的赌徒，赌注越下越多，一心只想看看自己的手气到底有多好，罗莉的情意到底有多深。而她呢，却很清醒地、专心地看着我这样做。她从来不说一声“我爱你”，只说：“我考虑你在于什么”。大概她早已冷静地拿定了主意，只要我一过线，我们两人之间便没有挽回的余地。她不声不响地观察我，而我却跃跃欲试，一心想要跨过这条界线。她好比是躲在篱笆后面等人作案的警察宪兵，对此绝不原谅。沿途路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希望罗莉站在马路中央大打手势，叫我不要闯祸，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大概怕我把她压死，只好先保住自己。我怎么能怪她呢？
　　我动手给她写信，觉得不会打不动她，可是越往下写，就越觉得这些话没有力量。诉诉情怀吧，情意已经消逝，词句还有什么分量呢？最多只能引起一些怜悯。罗莉将伸出手来把我推得更远一些。她会对田庞说：“你得给朱打个电话，他不行啦。”她也许会象平时那样庄重沉着，心安理得地加上一句：“他憋了口气，也许会做出蠢事来，叫我对不住他。”想着想着，好象连她的声音都能听得出来，我越发觉得给她写信毫无作用，正如每次和她争论，她的逻辑总是无懈可击的。罗莉的嗓音平淡枯燥，口气往往斩钉截铁，完全反映出死心眼的人的道理是没有空子可钻的。死心眼这个词，我已经用过，罗莉确实是个死心眼。我每次跟她争论时，嗓门总是越来越大，甚至嚎叫呼喊伸出拳头（我的确伸过拳头），想在无能为力的时候，用暴力突破她封锁我的框框。她本性就想制服人，制服我，叫我服从她的意志，也可以说服从她的信仰。她就象狂热的宗教或政治信徒对待反对他们信念的人那样对待我，神情里充满了傲慢、自信和鄙薄。我觉得地带着一种自虐狂的喜悦，窥视我们这一对夫妻，等着大祸临头。到时候她便可以额手称庆，自命为有先见之明，哪怕连她自己毁灭在里头也在所不惜。不过，她是不会遭难的，恰恰相反，她决不饶恕我，还霸占了我的家，关门闭户，然后太太平平地享她的清福。她那种现实主义的盲目性，欺世盗名的真诚劲头，倒象当年我还关心人类命运的时期里所认识的某些人。
　　我把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联系起来看，觉得心情平静了一些，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于是撕掉了写给罗莉的信，信步走出门去。我需要随便走走，离开文静的寓所，因为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经把这地方变成了牢笼，并且自己钻了进去。也许田庞是蓄意把我和罗莉拆开，所以叫我到上海来的。我深信这个城里的某些秘密，田庞是知道的。可是一团烈火，碰到什么就会点燃什么。我时刻怀念罗莉，为失掉了她而牵肠挂肚，这些都跟上海的种种疑窦夹杂在一起，彼此牵连勾引。罗莉又长得很象张荣，至少是我觉得象。
　　我在楼道里等电梯，隔壁人家的门开着，只听见有几个人在讲话，其中就有那位老太太的声音。她仍然不住地哭喊：“我的小虎，我的小虎。”我不想回头，可是仿佛又听出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嗓音，口气平静而低沉。她说：“别这样，妈妈，别这样。”大概他们瞧见了我，一下子都压低了嗓门。
　　电梯已经来了，我迟疑不决，还想看看。
　　我首先瞧见老太太，她身上的蓝呢睡袍翻起了领子，盖住了脖子后面的灰白头发。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小姑娘，背靠门站着，故意装出对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她撅着嘴，抱着两只胳膊，微微哈着腰，可还是比那老太太高出一头。老太太老盯住她，似乎求她帮助，求她分忧。在她俩中间还有一个女人在端详我，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早上在行人区服装店看到的那位，我是根据口音认出她的。她身上穿的还是那条肥大的灰绸莲蓬袖子衣裙，只是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大红长李芷巾，一只手搭在老太太的肩膀上。套间后边的走廊里还有一位老汉，就是和老太太一起在花园里看死猫时碰见我的那人。
　　我抓住电梯的门，小姑娘走过来，耸耸肩膀，一言不发。老太太连叫她几声“郑霜，郑霜”。小姑娘穿一条蓝李芷绒长裤，一件白毛衣，短短的头发使她越发象个小伙子。她跨进电梯，就是不理睬人。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跟她一道下去呢，还是再等一等。另外几位还在讲话，接着，那位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也来了。她的头发短得几乎象平头，说话十分安闲，仿佛会演戏。她对我笑笑说：
　　“对不起，我叫王能达，我母亲非常舍不得她那只小猫，您当时在场吧。”
　　我也对她笑笑。这是自从来到上海，我第一次不感到陌生人对我有威胁。她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下巴颏线条分明，坚毅而富有感情，还挺有男子气。她打量着我，似乎有点惊讶。过了几秒钟，她才问我曾否当过这儿电影节评议团主席。还说她在市政厅或在海洋官举行的招待会上碰见过我。我也就对她讲超她的“第五季度”服装店，以及今天早上的时装表演。她笑着说：“您跟那些盯着瞧女人的人在一起！”
　　“不错，跟老头儿们在一起。”
　　电梯停了，我打开门，她介绍说：
　　“这是郑霜，我的女儿。”
　　她挽住小姑娘的胳膊，小姑娘垂着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