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她那种过分的严格，所以名之曰过激。我已经四十七岁，总懂得人生是怎么回事了吧？我不过是不想再那么愤世嫉俗罢了。人人都有理，也都没理。这就是我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对有饭吃的人来说，这条处世哲学挺管事。我有现成的饭吃。只要画了花脸跟狼一起混，钱就会哗哗流来。什么信念，什么剧本，什么对于世道人心的想法，从此全都与我无缘。我只管量体裁衣，拿些没完工的东西来琢磨琢磨，适应制片商和编导的口味。这叫做好手艺。“施崇通晓各种窍门，只要两个星期就能把这东西搞得齐齐整整。”田庞把我高价出售，然后从中十里抽一。为了不至于完全自轻自贱，我只保留了对艺术的热爱。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每星期为一家周刊写点激昂慷慨的文章，宣扬宣扬文学电影和花钱不多的片子，抨击唯利是图的制片商。其实给我钱花的人正是他们。我说：“我得向社会制度妥协。”罗莉终于冷笑说：“我很欣赏你那样为妥协涂脂抹粉，朱，派头不小。”
　　说不定正是因为她那种洞若观火的眼光，因为五月里去家赴宴以后，她毫不容情地指责我迁就姑息，我才离开了她。
　　我四十七岁了。远眺着上海海港、东海角的灯塔，孤独之感涌上了心头。失掉了罗莉，我觉得从此切断了我和青春时代的联系。贝肯·伦敦的小说哪怕再好，再意味深长，老早就有人求我改编，只怕我已经成了小丑，只会在台上扮鬼脸，在台下再也不会发出笑声了。
　　只要伸腿跨过阳台的栏杆，从此这种违心的生活便可以结束，从此一了百了，从此心形合一。
　　我跟这个念头逗弄了一番。
　　我又想到那只死猫，四腿僵直，嘴里冒出粉红的泡沫，歪倒在地上。
　　凉意袭人。我回到屋里给田庞打电话，打算把夜里的事告诉他，可是一听到他讲话的声音，我就知道没法跟他谈李芷的事情。我虽然跟田庞交情很深，但从来没有同他讲过色情的事。这是一个暴虐猖獗的领域，没法说出口，我总是绕道而过，拿尚未被汗水和精液玷污的情感，在它周围搞点冠冕堂皇的点缀。
　　于是，我只谈了我已认出给乾坤开车的司机就是夜总会大厅里那个人。“这人呀，田庞，眼睛里有一股子凶光，大概日本人也都是这副模样。”我心里明白，这种提法会触动田庞。
　　“给我打电话的人，肯定也是他。”
　　田庞听我说完了，才平静地说：
　　“我这儿有文静的地址。”
　　我把地址记了下来，又把罗俊给我的忠告告诉田庞，并且说：
　　“如果从影片里能认得出上海，那这部电影就别想拍成。”
　　“这是我的事，朱，你拿钱是写剧本。”
　　我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更加果断。
　　已往有过好几次，我们在讨论另外一些计划时，我把我的疑虑告诉他，他倒是肯听我的。这一次，他却坚持把上海作为剧情的背景。我对他这样的固执表示诧异，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他却冒起火来，喊道：
　　“那就别干。我对你说了上海，不谈上海就什么也别干。你可以回巴黎来。”
　　我以为他要挂电话了，可是听见他还在喘着粗气。我好几次见过他发怒，但是一会儿就雨过天晴，他总能够控制住自己，重新戴上一副镇定沉着的脸谱，尽管这个脸谱刚刚剥落了。
　　“听我讲，朱。”他慢慢地说，“你心里忐忑不安，这我了解。这跟上海，跟剧本都没有关系。剧本交给了你，交在你手里了，法国观众等着瞧一部描写当代情况的片子，上海是一个最适合于拍电影的城市，相信我好了。”
　　我一边听，一边在文静的地址周围用笔乱划。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欧洲研究处。
　　田庞停了停说：“我见了罗莉。她不肯上你那儿去。”
　　我胃里象给猫抓了一把，小肚子里也象挨了一下，心里乱成一团，身上直冒汗。
　　田庞问道：“你在听吗，朱？”
　　他还在对我谈罗莉的情况。他说：
　　“你做得非常粗暴。从某个时候起——这都是她对我讲的话，我不过转达一下原话，并不判断谁是谁非，对吗——你就再没看见她。我觉得她当时确实非常痛苦。现在呢，你是知道她的，她的心已经冰冷，成了一座深闭固拒的堡垒。她觉得——这是我的判断——如果再见到你，一切就得从头开始，她得再吃苦头。她不愿意重蹈覆辙。”
　　我埋怨自己居然还用这么一个可笑的字眼，可还是说：
　　“她不爱我了。”
　　“你还爱她吗，你？”
　　我只知道，她活跃在我的心中，总让我隐隐作痛。她的不存在就是存在，而且活生生地存在着，简直害得我生了病。
　　田庞接下去说：“一年多以前，还在电影节以前，你对我讲起她时，我就觉得你们俩在互相毁灭。这次分手，我认为是好事，首先是对她，对你也有好处。干活吧，你……”
　　田庞很有理智地往下讲，而我却感觉在皮肤底下一一我说得很清楚，这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感受——在整个肢体里面，阵阵战栗正沿着一根根血管，顺着一股股血流传遍全身。这就是魂不附体。
　　“我去过她家。”田庞接着说，“反正，去过你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