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缘故，在财富和人口发展过程中，利润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另一方面，工商业劳动产品在质量上不断改进的同时，数量上也稳步增长。毫无疑问，在发展进程中，它们多少会受到一点农业原材料增长不足的阻碍，但是机器的大量发明，许多运河和铁路为交通提供的巨大便利，远远超越了对它们发展的这种障碍，它们目前的状况以及今后发展的前景使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些改进必然会不仅大大促进商品量的增加和价格的降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利润率的提高。
我们由此更清楚地看到上述论点的正确，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润受到两个不同方面的影响：生产原产品方面日益增长的困难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而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改进却有着正好相反的作用。
根据农业比制造业和商业更依赖自然这一事实，还可以得到另一个推论，这就是，建立在农业上的财富比建立在工商业上的财富具有远为稳固的基础。一般说来，自然比技艺更为持久。如果埃及的金字塔至今仍避免了人类建筑物通常都会有的毁坏，只是因为它们建造得可以宣判为彻底无用。尽管缪斯久已不在他幽深的神殿中徘徊，可是帕那萨斯的双峰仍然直插云霄。
当上帝的圣殿以其巨大的碎片撒落在希腊的崇山乎川之上的时候，灵感的源泉却仍然在耳旁淙淙作响。
艺术、光荣、自由消失了，可是自然依旧是美好的。制造业和商业不能避免人类通常的命运。它们并不附属于某种土壤，也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但能以迅疾的双翅飞翔，从蒂雷的岩石和威尼斯的泻湖到太晤士河或默西河，从默西河到赫德森河或波托马克河。不单是对外战争和内部革命可使它们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别国的竞争至少也同样令人畏惧。哪一个国家能够自称：这里是技艺和产业的中心而它们将永远是没有匹敌的呢？凡是人所提供的一切利益，所有的人都希望去分享，人类技术①
李嘉图先生非常清楚地看到，利润的问题完全是比例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看来他总是认为整个产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而忘记了必需有一部分用于补偿固定资本。他由此作出结论说，只有通过工资的增加或者降低才能影响利润。他所说的工资并不是指实际工资而是指货币工资。很明显，这种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可能还有其它原因会引起利润的变动。甚至至今还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至少没有指出货币工资方面变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方面变动的最终原因，即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变动。
的秘密是不能永远垄断的。
另一方面，农业的繁荣则较少地为反复无常的命运所摆布。
当迦太基只剩下一个名字而威尼斯的宫殿也已倒坍在沉睡的河底时，当只有庄严的大教堂和肃穆的墓地作为从前宏伟比萨的证明时，当杂草丛生在布鲁日的街头甚至荷兰也开始衰落的时候，伦巴第的平原尽管受到战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灾祸却仍不失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宜人的气候，天然的肥沃土壤，阿尔卑斯山脉提供的无穷无尽的水流，这些都是它财富的源泉，而一切风靡一时的人物都无法把它们毁掉。同样，制造业只有在自然提供了特殊有利条件的范围内才有希望取得持久的优势。同我们依靠劳动分工或机器建造方面的改进相比，依靠丰富的煤矿和大量的水流这样一些自然赐予的礼物更有把握得多。如果英国可以用它的商品长期不断地供给半个世界，那末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商业帝国有着这些地下宝藏的缘故，但愿这些宝藏将被证实是无穷无尽的。
论资本的纯利润
我在开始研究利润这一问题时已提到，我象英国作者通常所做的那样，用利润这个词来表示补偿了生产中花费的全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后，留给雇主一资本家的全部剩余。同时，我已注意到，这一全部剩余并不总是一个人的财产，因为也许一个人是这笔资本的所有者，而另一个人则承担着使用它的辛劳和风险。因此，利润确实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收入：一种是对资本使用的补偿，另一种则是对由此带来的辛劳和风险、以及在指导和监督工作中所发挥的技能的补偿。因此，严格地说来，毛利润可分为两个部分，即资本的纯利润和企业利润。我们还需确定毛利润在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受什么原因调节的。当一个人既指导着资本的使用同时又是该资本的所①有者时，我们无法确定在他利润中有多少是他仅仅以资本家的身份取得的，有多少则是属于他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即雇主的。因此，我们必须从资本家和雇主不是同一个人时所发生的情况的考察中得到这一问题的结论。
如果资本只为那些想把它投入某种有利的行业的人所借，显然毛利润分配的比例就必定完全取决于资本家与雇主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很想不用他自己去费心管理而能从他们的资金中得到收入的那些人与愿意自己承担这种职务的另一些人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每种人的份额一定完全取决于一方面可供出贷的资本数量，另一方面能够并想要使用它的人数，同时他们必须能够为正常支付利息以及最后偿还所借资本提供可靠的担保。但实际上，雇主通常避免同资本家进行拼命的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还有另一批人同他们竞争的缘故，否则雇主与资本家之间就会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后一类借款人急于借钱用，但不想把借来的资金用于任何生产性行业。这些人的用费超过了他们的收入，从而必须求助于贷款来满足压在他们身上的各种需要。在大多数富裕的社会里，用于这种目的所需要的资金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在我们把向国民举债的政府看作具有这种身份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因为国家经常性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这些贷款。这种情况或是由于收入的下降，或是因开支的增加所引起的。用这种方法筹借的款子，如果不能说全都会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话，也至少可以说大都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的，就是说，不会带来任何物质形态的收益。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那些向其他国家派出代理人去筹措贷款的各国政府。
那末，所有这些根源——入不敷出的个人、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都引起了对资本家资金的需求，而这些资金都不是用于生产性目的的。除了这一类借款人之外，还有另一类借款人，他们像前一种人一样急于要获得贷款，也不把借来的钱用于可以取得利润的产业部门，但在其他各方面则与前一类不同。这是些在商业上不成功或投机上失败了的人，如果他们不能找到资金来满足他们债权人在限期内的要求，他们就会有破产和毁灭的危险。在一切借款人中间，这些人最迫切地需要借钱，以便保住他们的信誉。因为事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信誉。显然，他们既不会把借到的资金用于生产，也并不打算这样做，而是用它来偿付从前获得的价值。无论这一类人多么不同于那些没有职业的、入不敷出的人，但在下面一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即他们构成①
在今年（1836），纽约港的工人不满足于他们每天1元2角5分（至少相等于5先令3便士）的工资，要求1元5角一天并因此而起来反抗。
了一批急于要借钱的人，而且他们都不同于那样一些人，那些人向资本家告借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并不拥有的资金，并只有惜助于这些资金他们的才干和勤奋才有用武之地。现在，因上述另两类人的竞争，这些靠借来的资金经营企业的领导人的技能和勤奋所得的利润，不如没有另两类人竞争的情况下优厚了。显而易见，因为借用资本所需的支付，在用货币来计算时就是通常所说的利息，必须取决于一方面各种各样借款人和另一方面拥有待借资本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可靠的担保和至少能得到当时的一般利息率，这就是他所关心的唯一的事情。至于别人怎样使用他的资金，那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在担保和年利方面没有什么不同，那未他像给商人和制造业主提供扩大他们业务的资金一样，也同样十分愿意在以土地或财政收入作抵押的条件下为地主或政府的非生产性开支提供贷款。
正是通过所有能提供可靠担保的借款人与所有持有贷放资金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决定了利息率。我认为利息率就是以货币来计算的资本的纯利润。给资本的所有者支付了这些利润即利息之后，为那些使借入资本运转的任何一个农业、制造业或商业企业主余下的部分便构成了企业利润，以此作为对他发挥的技能和管理一切生产性行业中必然要承担的辛劳和风险的补偿。因此，企业利润取决于资本的利润，而资本利润则必须以在可靠担保的基础上支付的利息来衡量。我说可靠的担保，是因为在没有这种担保的场合，借用资本所支付的金额是没有限度的，利息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贷方在既可能损失收入又可能损失本金方面所冒风险的大小。当然，像这种过高的利息是不能以任何生产性企业的利润来偿付的，也不可能为此目的而借进这种资本，因为有时这种利息高到超过任何产业部门所能赚到的毛利润之上。我们知道，在孟加拉，从前常常要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