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河东君约与然明晤谈之地，疑是吴江之垂虹亭。观前第贰章及第叁章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张溥至垂虹亭易小舟访徐佛于盛泽镇，而佛已适人，遂携河东君至垂虹亭之事推之，则知当时风习，文士名姝往往以垂虹亭为集会之地，盖不仅景物足供赏玩，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非若往来盛泽镇必易小舟也。由此言之，河东君所谓“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者，乃前一夕由盛泽镇乘小舟至垂虹亭，翌晨复易大舟以待然明来访。“下舟”者，即下大舟之谓。“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者，乃留在垂虹亭旁大舟中再待然明一日，若尚不至，则又易小舟返盛泽镇也。据此札所言，河东君此时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及其焦急之心理，可以想见矣。
尺牍第贰柒通云：
得读手札，便同阿众，与弟感怀之语，大都若天涯芳草，何由与巴山之雨，一时倾倒也。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望之！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寅恪案：此通关键乃“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一节。陶隐居真诰，为集合杨义许谥即许长史诸人手迹而成之书，其中多涉及仙女如蕚绿华安妃等降临人间之事。河东君此通所指虽难确定，颇疑与第贰章所引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诗有关。牧斋此题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初，河东君此札作于同年夏间，所隔时日至少亦有三四月之久，故然明将牧斋此诗传致于河东君大有可能，至牧斋所见之河东君手迹亦是从然明处得来也。考晋书柒玖谢安传云：“寓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榰遁游处。”及同书捌拾王羲之传略云：“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薖共修服食，遍游东中诸部，穷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时刘惔为丹阳令，（寅恪案：“令”字应依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改作“尹”字。）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云：“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真诰贰拾真胄世谱略云：“（许）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谥）之父也。与谢奕（安等）兄弟周旋。”又略云：“（许）薖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然则谢安石王逸少之在东山，其所与交游者为许询许薖，而非许谥即许长史，但长史之父仲先及兄远游，固尝与王谢胜流相往来。河东君或于此有所误记，因而掺混耶？若为误记掺混，则东山之谢安石恐非牧斋莫属，盖然明当时所能介绍于河东君之胜流，惟牧斋一人曾于崇祯元年戊辰会推阁臣，列名其中，虽因此革职回籍，然实取得候补宰相之资格。至其余如谢象三之流，资望甚浅，不足与谢安石相比也。职此之故，第贰章论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首，谓其诗乃钱柳因缘重要资料之一，实则亦是钱柳因缘材料之最先见于记载者。河东君此札可取以相证发也。
尺牍第贰捌通云：
（上段前已引。）已至湖湄，知先生尚滞故里。又以横山幽奇，不灭赤城，遂怀尚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示。山中最为丽瞩，除药炉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睹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寅恪案：此札“药炉”二字，杭州高氏藏本如此，今依以移录。瞿氏钞本“药”下缺一字，王胡本补作“铛”，自是可通，但杜牧之“题禅院”诗云：“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叁及孟棨本事诗高逸类），并东坡集柒“和子由”四首之二“送春”云：“鬓丝禅榻雨忘机。”及东坡后集肆“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河东君自与谢象三绝交发病后，意态消沉，借禅说以遣愁闷，因而多读佛经，如第贰伍通云“呗具宗极”，第贰柒通云“便同阿难国再见矣”，第贰玖通云“见遮须之尊，忘波旬之怖”及“今虽华鬘少除，而尼连未浴”等，皆用内典之文，可为例证。至“药炉禅榻”之语固出杜苏之诗，人所习知，不足为异。所可论者，河东君以其身世之关系，于“朝云诗”一类之作品本甚留意，况曾一度以“杨朝”为称，唐叔达为之赋“七夕行”，程孟阳为之赋“朝云诗八首”及“今夕行”，其于东坡是诗，尤所专注，此事理所必然也。（详见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河东君作此书时正值其浏览佛经及赏玩苏诗之际。其实东坡此诗之“药炉”本指烧炼丹汞之“药炉”，而非煎煮药物之“药炉”，观此诗七八两句“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证。盖“经卷药炉”指佛道之教义，“舞衫歌扇”指姬妾之生活，以今昔情境互异为对文。东坡此意河东君未尝不知，不过借用之，以写煎药疗病之景况耳，若必谓非作“药铛”不也。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熏染轻鄙宋诗之风习，第叁章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今观此札中“药炉禅榻”之语又得一证。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夫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韦等千子南英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
河东君至杭州访然明不遇，未能与商迁居之地，故遂自行决定由吴江之盛泽迁往松江之横云山。似此不俟然明之回杭而匆促作此移居之计者，其间必有不能久待之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略云：“春纳侧室薄氏。以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以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抵任所。）”可知崇祯十三年春卧子于其继母唐孺人服阕后即又纳妾薄氏，复北上选官，以常例推计，其得官南还及赴新任当不过数月间事。河东君自崇祯八年夏间脱离卧子，晚秋离去松江后，至崇祯十三年夏间作此札时固已历五岁之久，而两方实未能忘情，第叁章论卧子“长相思”、“上已行”两诗已言及此点。意者河东君作此书时或闻卧子之北行，或竟知卧子之得官南归，所以急欲迁居松江而不待然明之归者，其意旨傥在是耶？
“横山”即横云山，嘉庆修松江府志柒山川门云：
在府城西北二十三里，高七十尺，周回五里。本名横山，唐天宝六年易今名。又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八年）秋夜杂诗”四首之二“澄崖相近看”句下自注云：横山在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