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我所着的《哲学论文集：乔巴蒂斯特·维科的哲学》Saggifilosofici:LafilosofiadiGiambattista
Vico（Bari,）第二卷中，我对维科的思想作了大量的阐述和评论。
是，循环是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而历史意识则是对永存的个性和纷歧的意识，如果循环的观念压抑了历史意识，那末，这种指向一个目标的进步观念就用另一种方式压抑了历史意识，因为它声称历史的一切创造都是不完善的，只有最后一件创造是例外，到了那里，历史就停顿了，因而只有它是有绝对价值的，这样一来，它就为了一种抽象而取走了真实界的价值，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取走了存在。二者——即一切历史哲学，不管它们是怎样规定的——都在打埋伏，想要推翻发展观和浪漫主义通过发展所获得的史学价值的增长；如果这种损害没有发生（例如某几位着名历史家的情形，他们虽则承认自己是信从抽象历史哲学的规则的，远近都向其致敬，但小心地不将其引入他们的叙述中去，而把历史叙述得很好。），那就证明矛盾的深刻不和还没有被发觉，至少没有像我们今天所发觉的那样被发觉。这是一种迹象，表明浪漫主义也有它所长期努力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它所根本没有尽力或仅仅做了点滴工作、多少有点收获、静待下文的问题。历史也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候给以充分的注意。
历史哲学在三点上违背了历史意识，对这三点，历史意识是具有一切理由谨守勿失的，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人们反对“历史哲学”和一般地反对浪漫主义的史学恰恰就在这三点上，而且反对经常很激烈。归根到底，这种反对是有其共同动机的，这可以从出面反对的人经常互相同情友好而清楚地看出来，虽则他们在细节方面常有纷争。但为了清晰起见，最好是就这种反对的三重性来考虑它，并把它看作历史家的反对、语文学家的反对和哲学家的反对。
我们所说的历史家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专爱研究特殊事实，不爱研究理论，对历史性的着作比对思辨性的着作更为熟悉，用得更多，他们的说法是，历史应当是历史而不是哲学。他们并不敢否定哲学，因为相反地，他们自称尊重哲学，甚至尊重宗教和神学，并且不耻下问地偶然到那些水域去作一次迅速而谨慎的巡游；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只愿在历史真理的风平水静的港湾中驶行，避免驶进哲学的波澜汹涌的海洋：哲学是被划进他们的着作的视界以内的。他们甚至也不反对“普遍史”的宏大结构存在的权利，至少在原则上不反对，但是推崇和偏爱那些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或其他专题史，并以国家史和民族史的汇集去代替普遍史。由于浪漫主义已把它的各种实际倾向（历史哲学那时已把这些倾向变成了教条）引进那些普遍史和民族史本身，所以历史家就在他们的纲领中自行克制，避免民族的和党派的倾向性，虽则他们保留了让他们的爱国的和政治的愿望能被感到的权利，但他们说，对事实的叙述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事实被认为是不受他们的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地进行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合乎他们的愿望的。由于欲望和哲学判断在浪漫主义中弄混了，彼此发生了污染，因而克制也就扩大到了关于所述事实的质的判断方面；人们认为历史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如果要对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考虑，人们就诉诸理论家和哲学家对于问题所已作过的考虑。
历史不应当是德国的或法国的，不应当是公教的或新教的，但是它也不应当妄想用一种较为广阔的概念来解决这些对立物或类似的对立物，像历史哲学家所已试过的一样，而只应当用一种明智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把它们全部加以中和，并用一种主席作总结的口吻的形式来冲淡它们，仔细倾听对立双方的意见，对各方都有礼貌。这当中有外交手腕，难怪许多外交家或学习外交的人会在这种形式的历史中进行合作，难怪这一学派中最伟大的历史家利奥波德·朗克特别喜欢外交方面的资料，在他身上是可以找到我们所已描绘过的一切特征的。事实上，他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的攻击是有礼貌的，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听来太粗鲁或太强烈的词句，而表示坚信上帝的插手已在历史当中自行表现出来，那只手是我们自己的手所不能握住的，但它触及了我们的面孔，把它的行动通知了我们。他用专题论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长期的和极有收获的工作，而不采用普遍的结构。当他晚年编写一本世界史时，他小心地把它和宇宙分开，宣称，如果他放弃了民族史的稳固基础而在那些“彼此影响、逐一出现并构成一个活的整体”的民族的普遍性之外去另找他种普遍性的话，那就是“迷失在幻想和自明前提论证中”。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用精致的反语抗辩说，他没有能力担起交给历史的那份重任，去判断过去或就未来教训现在，他觉得他只能表明“事情真正是怎样发生的”；这就是他的整部着作的目标，他坚守这一目标，从而获得了别人所得不到的声誉，甚至达到了替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们编写历史的程度，虽则他是一个路德派，并且终身是一个路德派。这本历史在一切信仰公教的国家都受到欢迎。他的最大成就是以不得罪法国人的方式去写法国史。他是一位最富文采的作家，他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从不自己负责去作任何确定的解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对他所依靠的概念例如“历史观念”，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永远斗争，以及国家观等逼得太紧。从朗克自己国内的许多历史家看来，他是他们的理想和教师，从某些国外的历史家看来，他也是这样的。但是，即使没有他的直接影响，他所代表的历史型式也到处在萌芽，有些地方稍早一些，有些地方稍晚一些，这要看各国的形势和巨大的政治激情和哲学热情的冷却程度而定。例如，在法国，这种情形发生得就比意大利早，在意大利，史学在
1848年以后还感到唯心主义哲学和民族运动的力量，甚至直到1860
年仍是如此。但是，这种我在最初开玩笑地呼之为“外交式”而实则几乎是应当严肃地看待这一称呼、把它命名为“外交”型式的历史，在那些性情温和的人中至今仍然是成功的，他们爱慕文化，但不愿意沾染党派的激情，也不愿意为了哲学思辨而伤脑筋：不过，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它不是经常用一位利奥波德·朗克的智力、平稳和手腕去加以研究的。
外交式的历史家没有完全不许思想进入历史的野心（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野心所必需的天真），反之，语文学者却有这种野心，他们是一群最天真的人。他们格外显得天真，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以前虽是极其谦逊的，但后来已经显着地提高了，原因是，对编年史和文献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境地，最近又有了批判法或历史法的创立（事实上它不是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被用来精细地和严密地考查资料的来源和提炼这些资料，被用来从内部去对原文进行批判。在德国这样的国家，语文学家的这种骄傲心是盛行的，方法也发展到了顶点，在那里，傲慢的书生气比别处更为盛行，在那里，作为那件最可赞叹的事情即科学的严肃性的结果，“科学精神”大大地偶像化了。在一切有关环境和真正正当的科学工具方面也都野心勃勃地采用了这个词，例如对叙述和文献的收集及批判方面就是这样的。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归派学者，他们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不逊于十九世纪德国所取得的，但是他们没有梦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在产生“科学”，更没有梦想到要嫉视哲学和神学，或者以为他们可以把它们逐出阵地，用文献法去取而代之。但是，在德国，每一个平庸渺小的原件抄录者、每一个不同文本的搜集者或每一个考查原件之间的关系的人和文本的真伪甄别者都自高身价，侧身科学家和批评家之列，不仅自视为谢林、黑格尔、赫德或施勒格尔等人的平辈，而且还看不起和蔑视他们，把他们叫作“反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