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在其内在结构上既然是超验的，它在浪漫主义时期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之为超验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渴望内在论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身上，也是如此，黑格尔是摧毁柏拉图主义的一位伟大人物，可是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从事历史哲学；敌人是十分顽强的，每个思想家的身上都有它，他本来应当把它从胸中剔去，可是抵挡不了。
但是，我们不必细述浪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其“历史哲学”的结构中所采用的假设，我们只要看看后果，以便指出他们的结构的超验论倾向就够了。这类结构会在方法方面危及浪漫主义历史，并在执行方面损害浪漫主义历史，虽则它们在最初是极力被视为哲学与语文学的一种统一。后果之一恰恰就是那些采纳了并促进了博学的人重新看不起博学，有时候则口头上赞誊它而行动上轻视它。这种矛盾态度被一种恶念所搅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多半是隐藏不露的，而表现出来时，则称赞不诚恳，轻视又很怯懦。然而，人们可以从这类弯曲和伪装中发现一些泄露真相的昙花一现的词句，例如在一种先验论历史中所发现的（斐希特、谢林、克劳泽、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黑格尔），这种历史应当是真正的历史，是从纯粹概念推演出来的，或者说，在帕特摩斯的先知者的眼中是变成了神性的，跟人类的事件纷纭杂乱和人类的事实错综复杂的情形应当多少有所不同，作为哲学性历史，应当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教本。哲学想使哲学也变成历史，这样试图自行创造历史（这一点证明计划还没有真正化为行动），我们从这种哲学的胸中看到了哲学和历史之间、即历史思想方式和哲学思想方式之间的差异，看到了两类研究工作者的互相敌视和互不友善。“专业的”历史家不得不保卫自己，反对他们的前辈（即哲学家），结果是，他们一点不怜悯哲学家，否认他们是哲学家，而把他们看作爱管闲事的人和吹牛行骗的人。
不愉快和恶感由于下述情形而更无法避免，就是，“历史哲学家”、即被超验论迷住了的历史家并不永远满足于（严格说来，他们也不能满足于）哲学性历史和叙述性历史之间的区别，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去调和这两种历史，要使事实符合他们所想像出来或推演出来的体系。由于怀有这样一种目的，他们就为了有利于他们的体系而对事实施加强暴，结果就以一种普罗克鲁斯蒂斯的方式割弃某些最重要的事实，而对其他被接受下来的事实则加以歪曲，使它们符合一种不是真正的而是强加于它们的意义。甚至那些仅仅作为叙述的实际助手的年代学划分也受到了折磨（中世纪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希望它们能被提升到合乎理想的划分的地位。在这类任意的作法中，不仅真理的光辉熄灭了，不仅个人的同情或反感掺进来了（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把希腊及这一或那一希腊化种族加以理想化），而且出现了一件对受害者更富人身攻击的事情，就是，如果历史家是一个党派成员、一个牧师、或隶属于这一或那一民族、国家或种族时，他的个人爱憎就在崇高的哲学伪装下钻进了历史。结果就捏造了日耳曼精神、人类的荣誉与完美，这种日耳曼精神自命是阿里乌斯教义的最纯粹的表现，有朝一日，它原是会恢复上帝选民的观念并蔓延到东方去的。因此，半君主专制政治就被推崇为国家的绝对形式，空论的路德主义就被推崇为宗教的绝对形式，还有其他类似的虚荣性吹捧，德国的骄傲心就利用这类吹捧压迫了欧洲各民族，事实上是压迫了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它就以某种方式替德国给予世界的新哲学索取了代价。但是，我们不应以为德国的骄傲没有受到它自己的武器的攻击，因为，如果说英国人很少空想，法国人过于坚信上帝通过法兰克人所做的业绩（它变成了理性指《圣经·新约》中的圣约翰。圣约翰曾被放逐到爱琴海意大利岛屿帕特摩斯。普罗克鲁蒂斯
Proscrustes古希腊强盗常捕人使卧床上，比床长着割短，比床短者拉长。意即“削足适履”。
和文明的业绩），但其他处境较差和对责骂它们低劣老迈较为敏感的民族的反应还是：焦贝蒂写了一本《意大利的霸权》，齐埃斯科夫斯基写了一本《我们在天上的父》，它预告了斯拉夫民族、尤其波兰民族将在未来占得的优势。
但“历史哲学”还有另一后果，就是“普遍史”的重新繁荣，它们错误地意味着人类的完整史，简直是意味着宇宙的完整史，在中世纪时，它们是以从开天辟地起和论两个国度及论四大帝国的编年史形式来叙述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则把它们变成了完全庸俗的汇编，兴趣中心另有所在。
世界的群象和历史哲学一同返回了，它们本身就是这样的超验普遍史，把“自然哲学”归属于自己。在那里，民族的相续代替了帝国的相续：给每个民族派定一项特别任务，就像以前给每个帝国派定一项特别任务一样，一旦任务完成了，它就消灭或粉碎了，它已传递了生活的火炬，而生活的火炬是不应从任何民族的手中通过一次以上的。在这里，日耳曼民族应该扮演罗马帝国一角，它绝不应死去，而应长远存在，或存在到时代的尽头和上帝的王国为止。
揭露历史哲学的各种不同形式有助于弄清楚这种学说的内在矛盾，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要采取某些纠正措施去消除这些矛盾，但消除矛盾时又产生了其他矛盾。我们这样进行考察时，应给维科以特别的地位；维科提供了一种很复杂的“历史哲学”，它一方面并不否定基督教的和中世纪的概念，而是默默地跳过去（例如它并不否定圣奥古斯丁关于两个国度或关于天之选民和异教民族的概念，而只严肃地考察后者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恢复了关于循环（经过和重新经过）的古代东方动机，但把经过理解为生长与发展，把重新经过理解为一种辩证的返复；在另一方面，这种返复看来并不导致进步，虽则它似乎并不排除进步，也不排除自由意志的自律性或偶然性的例外。
在这种概念中，中世纪和古代发酵了，产生了浪漫主义的和近代的思想。但在浪漫主义时期，循环的观念（它仍然含有一种要求获得满足的巨大心理要求）让位给了一种直线进程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基督教得来的，是从进步走到一个目的的，它的归宿是作为一种限度的某种状态，或进入那进步无止境和无忧无虑、无限快乐的天国。在这样一种概念中，有时候有一种神学和启明精神的混合物，例如在赫德身上的，有时候有一种按照人生年龄和精神形式去写历史的企图，例如费希特及其学派所作的；此外，在黑格尔的着作中，观念及时实现了它的逻辑理想，在洛朗和另外几个人的自然神论中，上帝的影子又出现了，在温和的公教和新教看来，上帝仍是旧日宗教的上帝，但是近代化了，是高贵的、贤明的、宽宏大量的。在所有这些体系中，进程都必然要有一个目的，这目的是宣布了的，描绘过了的，因而是业已经过的和逝去了的，因此，试图延长、停止或改变这种目的的人不是没有的，这类人物中有基奥阿希尼住持们，他们出面自称为“斯拉夫启示者”或其他名称，并在已被描绘过的时代之外加上一些新的时代。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般概念中的任何东西。举例言之，第二位谢林的通常叫作非理性的或悲观主义者的历史哲学就完全没有使它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显而易见，它们所描绘的衰落是一种反面意义的进步，是一种邪恶和苦难中的进步，它的目标是邪恶与痛苦的极至，或者说，事实上是导致一种得救之后再变成一种向善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