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的概念不再是没有听众的一个孤独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扩大成为一般的信念了；它不是怯懦地悄悄地出现的，不是被人矛盾地加以肯定的，它是具体地、首尾一贯地、理直气壮地出现的，并支配了精神。它是唯心论哲学的构成原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反抗它的力量的人是很少的，这些人，例如赫尔巴特仍然在康德前的教条主义中闭关自守，有些人，例如叔本华，尤其是孔德及后来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则试图对抗它，但或多或少地沾染了它。它把它的智性的脊骨给予整个史学（在这里，徘徊不前者和反动者也是例外），而那种史学则在不同程度上替它纠正了一些同样片面的倾向，那些倾向来自前面已经说过的情操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来自对最近的过去或对“昔日黄金时代”或对中世纪的深情厚谊。这时候，整个历史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发展，因而暗地里并或多或少公开地全都得救了；人人都感到它是神圣的，这样的感觉在中世纪时只对其中表明上帝反对魔鬼的部分才有。因此，发展的概念就扩大到了标准的古代，随后由于知识和注意力的增进，又扩大到了东方文明。因而罗马人、爱奥尼亚人、多里斯人、埃及人和印度人都回复了他们的生活，并轮到他们有人替他们辩护和有人爱慕，差不多不亚于骑士制度的世界和基督教的世界之被人爱慕过一样。
但是这一概念在逻辑上的扩大并没有在哲学家和历史家中遇到任何障碍，甚至当人们厌恶对那与近代对立的时代如十八世纪时也是如此。雅各宾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对者在其着作中写到它们的献身精神就是这种景象的见证，例如黑格尔就在这些事件中发现了笛卡儿所创始的近代抽象主观性的胜利和死亡，哪一方面也不次于另一方面，发现了它的“胜利的死亡”。不仅敌对双方和好了，刽子手及其牺牲者也和好了，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以为苏格拉底是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和不容忍态度的牺牲者，今天还有人迷信和重复这种说法，那时则认为在“历史”的名义下，他是该死的，因为历史不容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人也一样，他在急于以其祈祷和着作去消灭市民阶级的同时，热烈地、大大地颂扬了市民阶级所已获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他就表明了他自己就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忠实儿女；因为，对任何坚持十八世纪意识形态的人说来，资本主义和市民阶级只能是由于无知、愚蠢和自私所产生的变态，除了致以悼词外值不得予以任何赞美。那些历史家中大多数人的热情是极其容易激动的，一点不亚于具有启蒙精神的历史家，但以讽刺、挖苦、谩骂各种形式围攻了当时的历史理解，不过并没有压抑或否定这种理解，至少在比较优秀的才智之士中是这样的。从那些叙述中体验到的一般印象是一种使人人受到公正对待的认真努力，由于浪漫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家的心理和心灵受到了这种教育的熏陶，因此只有一般最无教养和最狂热的僧侣和公教徒才继续把伏尔泰和十八世纪诅咒成魔鬼的产物。同样，也只有庸俗的民主主义者和反对教士干政的人才同样粗野地对待反动、复古和中世纪，他们在时代错误和其他方面与前一种人是相似的。启蒙运动和跟它联系着的雅各宾主义像我们所已说过的一样，是一种宗教，当它死亡以后，它留下了残余或迷信。
把历史设想成发展就是把它设想成理想价值的历史，理想价值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那类历史在前一时期业已大量增多，在浪漫主义时期就更在日益增多。但它们的新特点不在于外表的数目增多，而在于内部的成熟，由于内部成熟就纠正了前人所写的历史，那些历史或者是由互无联系的知识项目所组成的学识渊博的汇集，或者真是由判断组成的，但那些判断的根据是一种外部的模子，那模子自命为是由纯粹理性所构成的，实则是由武断和任意的抽象和想像所构成的。这时，诗歌史和文学史不再根据罗马人本主义理想的标准去加以衡量了，不再根据路易十四时期的古典理想去加以衡量了，也不再根据十八世纪的推理的和散文的理想标准去加以衡量了，而逐步地在它本身中发现了它自己的衡量标准，这是从赫德、从施勒格尔兄弟、然后又从维尔曼、从圣伯夫、从格维努斯的初次尝试开端的，对古代则是从沃尔夫和米勒的初次尝试开端的，最后就达到了德·萨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所代表的高标准。艺术史突然觉得自己受到了勒辛和温克尔曼的过于狭隘的理想的拘束，兴起了一种指向色调、指向景色、指向希腊化前和希腊化后的艺术、指向浪漫主义艺术、指向哥特艺术、指向文艺复兴、指向巴罗克艺术的运动，这种运动的范围从迈尔和赫斯波及了鲁莫尔、克卢格、什纳斯，直到布克哈特和拉斯金，它也随时试图打破学派的阻碍，触及艺术家们的真正艺术人格。哲学史在黑格尔手上遭到了重大的危机，他把它从康德门徒的抽象主观主义导向客观性，他承认，哲学的唯一真正的存在是由思想史构成的，是就它的整体来加以考虑的，不忽视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德国的策勒、菲舍尔和埃德曼，法国的库赞及其学派，意大利的斯帕文塔在这种客观研究方面追随黑格尔。在宗教史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它由玛海内克、内安德和海斯仿照唯理学派最后的代表人物斯皮特勒和普朗克的作法试图采取一种内在的判断标准，在施特劳斯、鲍尔和图宾根学派手里找到了一种特殊的科学形式；在权利史方面则是从艾希霍恩到萨维尼、干斯和拉萨尔。国家的概念在名为政治史的历史中总是愈来愈把领导权让位给民族概念，“民族”代替了“博爱”、“自由”和“平等”等名目，前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曾经充满光辉的观念这时变得暗淡无光了。
这种民族主义跟那种普遍主义及世界主义比起来，曾被错误地看成是一种退步，因为（尽管它有人所共知的情操方面的夸张），它格外帮助了那只活在其历史创作如民族中的普遍的东西的具体概念，民族既是它的发展的结果，又是它的发展的因素。由于这样意识到了民族的价值，结果，欧洲精神的价值就复活了。欧洲精神在启蒙时期过分被践踏了，原因是，自然主义精神主宰了那一时期，而且古代和基督教的历史体系受到了人们的反对，虽则欧洲人所写的历史显然只能是“欧洲中心的”，虽则只有在和基督教的及东方的希腊罗马文明发生关系的情况下，沿着其他路线发展的文明才是现实的，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始终不想把历史变成一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的展出，以便给予其中最优秀的文明以奖品的话！由于同一理由，历史与史前史的分别，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分别也弄清楚了，它们曾被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不正当地联系起来过。甚至在赫德的着作中也有这种情形，他保存了许多和新时代因素混在一起的他那一世纪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浪漫主义的史学中看到了人们设法把宗教、哲学、诗歌，艺术、法律和道德等等方面的事实当作发展的单一动机的一种功用来叙述，以便把一切关于精神价值的特殊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常常幸运地实现了这种努力。不理解观念和风俗就不能理解文学，不理解哲学就不能理解政治，或者说（这是稍后才实现的），不理解经济就不能理解权利、风俗和观念，在那时候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值得我们顺便记下来的是，在这种种价值史中，很少有在以前没有被维科连同其内在统一性的迹象提出过或勾画过的。诗歌史、神话史、权利史、语言史、法制史、说明性或哲学性的理性史都包括在维科的着作中，虽则有时是隐蔽在其各自特别有关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学时期中的。甚至近代的传记（它联系个人所履行的使命和在他身上变成了现实的“观念”的面貌去阐明个人的作为和遭遇）也在维科的自传中有它的最初的标记或最初的卓越标记之一，也就是说，在天意命令他和指导他“用各种看来是障碍实则是机会的方式”去完成的作为的历史中有它的最初的标记或最初标记之一。
这种传记方面的改变并无不承认个性之意，相反地是表示个性的提高，因为它从它与普遍的关系中找到了它的真正意义，就像普遍在个别中找到了具体性一样。可以说，个别化的力量，即对体相、对心灵状态、对各种不同观念形式的知觉，对时间、地点的区别感在浪漫主义的史学中才第一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