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被设想的历史并不表示进步而只表示循环，不受历史的发展法则的指挥而受自然的循环法则的指挥；这种循环法则使它成为有规则的和无变化的；既然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就象希腊罗马的史学一样在自身之外有目的，它只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适于用来劝人追求有用和善，适于用来满足形形色色的欢乐或作为抽象真理的装饰品。历史家和史学理论家都同意这一点，只有帕特里齐之流的怪人是例外，他表示怀疑知道过去的事有什么用，并怀疑叙述的真实性，但他终于自相矛盾，也拟定了一个外在的目的。圭奇阿尔狄尼在他的《意大利史》的绪言中写道，“为了自己和为了公共的利益，我们获知这些如此不同而又如此重要的事例后就都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文献，无数事例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人事是不稳定的，统治者的错误主意对自己常是有害的，而对人民则永远是有害的；他们眼前只有虚夸的错误或当前的贪婪，他们不关心命运的经常变化，把为了公共福利赋予他们的权力变为对于别人的损害，因此他们就因不够谨慎或因野心过大而变成了新的扰攘的制造者”。博丹认为从历史性叙述中，“不仅适当地讲解现在，而且涉及到未来，确立了哪些应当追求，哪些应当避免的最坚定不移的规条”。康帕内拉认为应当使它成为各门科学的充分基础而编写历史；沃西阿斯的定义注定要在好几世纪的论着中出现，他的定义是，为了美好而幸福的生活，认识并记住单个事物是有用的。因此，在当时看来，历史知识就是一种最低级的和最容易的知识形式（这种看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它低级和容易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博丹除了承认历史有用、有趣外，还承认它方便，方便到了不需任何学艺之助，本身就能被众人所理解的程度。真实性既然被放在历史叙述之外，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历史家就象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前辈一样地采用多少有些想象成分的演说和劝戒，而所有的理论家（从波塔诺斯的诗篇《奥克蒂》到沃西阿斯的《历史艺术》）也都卫护这类演说和劝戒的采用，这不仅是屈从古代范例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信念使然。
终于德·拉·波皮利尼尔在他所着的《完全的历史概念下的史学史》（年）中滔滔不绝热烈地教人以历史的准确性和真诚性后，立即转而拥护想象性的高谈阔论，他的巧妙的理由是，必要的是“真实”而不是表达真实的“字句”！这样一来，历史的真相就不是历史而是雄辩术或政治学了；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很难实行雄辩的话（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使雄辩很少用武之地），他们就都是或几乎都是谈论政治学的论着的作者；跟中世纪的作者比起来，他们所受的鼓舞是不一样的，中世纪有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作为作家的背景，它们恢复了和推进了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政治作家的思辨。同样，有关历史艺术的论着是中世纪所没有的，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迅速地增多了（大部分可查阅
1579年的《历史艺术文库》），它们恢复了并丰富了希腊罗马理论家的研究。
由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具有我们所已说过的反动性质，由于它把一种新的神性代替古代的神性即人本主义放到了祭坛上，它是会以另一种形式来表示中世纪史学的某些缺点的。文艺复兴运动处处表明它力图用一种措词和另一种措词对立起来，既然经院哲学所寻求的是有关上帝和心灵的事物，它就想把自己限制在有关自然的事物方面。我们发现，圭奇阿尔狄尼和另一群人把哲学家、神学家和“一切就超自然或看不见的事物进行写作的人”的研究说成是“疯狂”；由于经院哲学已按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科学定义为研究一般，于是康帕内拉就以他的科学是研究个别来与这一定义相对立。同样，当时的学者是偏好拉丁文的，他们最初不承认中世纪时所形成的新文字，也不承认中世纪的文学和诗歌，那时的法学家偏爱罗马法典而拒绝封建法典，那时的政治家偏爱贵族专制和君主专制而拒绝代议政体。那时候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概念，就是，把中世纪看作一个整体，把它和另一个整体对立起来，那另一个整体是由古代和古代-近代组成的，而中世纪则象一个讨厌的和痛苦的楔子一样插在当中。“中世纪的”一词作为一种正式的称呼，用作历史的划分和标题，为时当然很晚（看来是接近十七世纪末时见于切拉里奥的手册中）；在此以前，它只偶尔出现；但它所包含的思想则在空气中、即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存在有日了，用的是其他字眼，例如“野蛮”时期或“哥特”时期等；瓦热里则以古代与“古老”之间的区别来表示，他把康士坦丁、科林思、雅典、罗马及尼录、苇柏芗、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之前建立的其他有名城市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叫作古代的，而把“起源于圣西尔维斯特以后的事情”叫作“古老的”。
总之，区别是清楚的：一方面是最灿烂光明，一方面是漆般的黑暗。在康士坦丁以后，同一个瓦热里写道，“每一种德行”都不见了，“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才智都堕落成了“最丑恶的”和“最卑劣的”，新宗教的狂热使艺术遭受了无限的损害。这表示，中世纪主要特征之一的二元论完全被保全下来了，虽则它是受到不同规定的，因为，现在，神就是（虽则没有公开承认）古代、艺术、科学、希腊和罗马生活，而神的敌人、即神所遗弃的人和反叛者则是中世纪、“哥特式”神殿、充满困难的神学和哲学、当时的粗俗和残酷的风俗。
但是，正因两种措词的各自的功用不过倒换了一下，因而它们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如果说基督教没有能够懂得异教，没有能够认出它的祖先，那末，文艺复兴也就不能承认自己是中世纪的子嗣，不理解那一行将结束的时代的积极和长远的价值。由于这个原故，两个时代都消毁了前一时代的文物或任其归于消灭。这种情形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然好得多，文艺复兴的自我表现缓和得多，它深受中世纪思想的感染，而且由于它的人道观念，它模糊地感到了它的先行者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前面提到过的学者和语文学家学派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旨在研究中世纪的古事古物。但学者究竟只是学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积极参加当时的斗争，虽则他们忙于收集和排比那时的编年史和遗物，他们常常是按当时的庸俗见解对那些东西作出判断的，因而常常可以发现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从事的主题，宣称他们所研究的诗人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他们把毕生贡献给它的时代是丑恶的和令人生厌的。要使学者们几世纪来所积累成堆的中世纪古事古物放出知识的光芒是需要很大努力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是被厌恶的，甚至当它被人加以研究时也是如此。爱和恨的演出，形式并无不同，较之当时在公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所演出的虽则有趣得多，但在二元论的性质方面也不见得缓和一些。新教徒把教皇叫作基督之敌，把罗马教会的首要性叫作不义的玄说，并且为那些在这一不义盛行时就起而反对它的人们编了一份真实见证人名录。公教徒的回敬是对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批评，并编了异端的、撒旦的见证人名录。但是，这一冲突不过是过去的一点余波，是可以因逐渐冲淡和消散而得以了结的；而前一种冲突则是一种有关未来的因素，是只能通过长期的努力并用一种新的、具有最崇高的性质的概念才能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