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在他的圈子里，不管那圈子看来多么广阔或狭小），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个人，他和人类生活的条件是不可分解地联系着的，那不是任何人可以超越的。希腊罗马式微时期的神秘哲学家或启示哲学家大可以把自己从世界分割开：大思想家如黑格尔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时期，他们虽则否认抽象的沉思生活的首要性，却易于重新错误地相信这种优越性，易于设想一种绝对精神的领域，易于设想一种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而获得自由的过程，作为达到那一领域的手段；但那一度陶醉在绝对中的哲学家的至高的形象，当我们试图使其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恢复过来的时候，它就染上了滑稽的色彩。现在讽刺确乎已少用武之地，它的矛头只得指向“哲学教授们”（按照现代大学所造出的哲学家的类型，这种类型部分地是中世纪“神学大师”的后继者），反对他们继续机械地重提抽象的一般命题，并且似乎对于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迫他们的情欲和问题无动于衷，那些情欲和问题要求得到较具体和较现实的研究，可是一无所得。但是，哲学家的作用和社会形象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并没有说，作“哲学教授”的方式不也会跟着起变化，亦即，没有说，在大学和学校教授哲学的办法没有面临危机，这种危机是会把形式主义地讲哲学的中世纪方式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在哲学修养方面迈进一大步的结果应当是：一切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法学家、经济学家、道德学者、文学家，换言之，一切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一旦“一般的”哲学家绝迹了，目的论者或形而上学家及佛陀或大彻大悟者的社会痕迹也就会绝迹。
另有一种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培养哲学学者的方式。这些人所惯常依靠的几乎只是哲学家的着作，实际是“一般”哲学家的着作，即形而上学体系制订者的着作，如同神学家根据圣书造成自己一样。当人们以一个根本的或单一的问题作前提时，这种培养方法完全是当然的结果，因为为了这个根本问题就有必要去懂得前人所已尝试过的各种不同的和累进的解决；而在一种历史的和内在的哲学中，这种培养方法则完全是不应有的和不够的，因为这种哲学的材料采自生活的全部最纷繁的印象，采自对生活的全部直觉与反省。由于这种培养方式之故，对于某些特殊问题的研究就成为贫乏的，因为这种研究必然是与日常经验不断接触的（艺术和艺术对美学的评论、政治、经济、供权利哲学之用的法律裁决、供科学认识论之用的实证科学和数学科学等等）。由于这种培养方式之故，对传统地被视为构成“一般哲学”的哲学本身的某些部分的研究也是贫乏的，因为这些部分也起源于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满意地解释它们的命题，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回溯到生活；我们必须把它们重新投入生活，去使它们得到发展，并去找出它们的新的面貌。整个历史是作为历史的哲学的基础，把它的基础仅仅限定为哲学史，限定为“一般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自觉地信从关于哲学的陈旧观念，不把它当作方法论，而把它当作形而上学，这就是我们所列举的第五种成见。
这种列举可以用关于哲学解释的第六种先入为主之见加以引伸并告一结束。由于这一成见，人们期望哲学有一种建筑形式，好象它是奉献给上帝的圣殿一样，或者期望它有热烈的诗歌形式，好象它是对上帝的赞美诗一样。
但这些形式是旧内容的一部分，而形式现在已经变了。哲学自己表明，它是关于历史解释范畴的一种阐述，而不是一座圣殿的宏大建筑，也不是一首套用因袭诗句的神圣赞美诗。哲学是讨论，是争议，是严格的教导性解说，它当然具有作者的情操的色调，象一切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有时也能发出自己的呼声（或者反之，根据情况，变得轻松些和幽默些），但不求遵守合乎神学或宗教内容的规则。可以说，把哲学当作方法论已使哲学解说从诗歌降成了散文。
据我看来，我所简略地描述过的各种先入为主之见、习惯和倾向全都应该仔细地清查出来，加以消灭，因为，它们妨碍哲学采取那样一种形式和按那样一种方式去进行，那种形式和方式对于它所已经达成的与历史相统一的意识是相称的和相应的。如果我们只看到诗歌、小说和戏剧等等我们的社会呼声在十九世纪时所积累的大量心理观察和道德疑团，认为这些观察和疑团大部分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研究，我们多少就能想到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哲学去完成。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欧洲大战在各方面所引起的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关于国家的，关于历史的，关于权利的，关于不同民族的作用的，关于文明、文化、和野蛮的，关于科学、艺术、宗教的，关于人生的目的与理想的，如此等等——我们就体会到，哲学家有责任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而他们甚至在拒绝听从神学和形而上学时也束缚在那个圈子里。因为，他们尽管抗议，他们尽管接受和信仰新概念，实则他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还是依附旧观念的。
迄今为止，甚至哲学史本身也只在不大的程度上按照哲学的新概念获得了新生。这种新概念要求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思想和思想家身上，他们不是长久被人忽视，就是被放在第二流的地位，不被视为真正的哲学家，理由是，他们不直接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或伟大的可能而去研究“特殊问题”。
但这些特殊问题注定是要使对“一般问题”的看法终于发生改变的，一般问题已降成了一个“特殊问题”。马基雅弗利提出了关于现代国家的概念，巴尔塔瑟·格拉辛考查了实际事务中的尖锐性问题，巴斯噶批判了耶稣会教义的精神，维科复活了全部精神科学，哈玛具有洞察传统的价值的敏感；把这类人物看成比较次要的哲学家，完全是由于成见之故；我说的不是和很少独到之见的某些形而上学家相比，纵使和一个研究其他的但非高一级的问题的一位笛卡儿或一位斯宾诺莎相比，是如此。事实上，一种体系井然和无血无肉的哲学史是与研究“根本问题”的哲学相适应的。而一种远为丰富、更多变化、更有弹性的哲学则应该是和作为方法论的哲学的相适应；作为方法论的哲学认为，不仅有关内在、超验、世界及另一世界的问题是哲学，一切有利于增加指导性概念的宝库、增进我们对于现实历史的理解、及帮助我们构成那我们生活其中的思想实体的也都是哲学。
我们有许多关于史学史的着作，其中有专门讨论个别作家的，也有或多或少一般地讨论成群的作家的（以讨论某一民族、某一时期为限，或讨论整个“普遍”史的史学史）。我们不仅有书目性的着作或博学性的着作，我们也有批判，其中有些是非常出色的，尤其在德国的科学着作中是如此，它们最为警觉，在知识的领域中没有一个角落不被探索到了。因此，我不能把从基础上来研究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计划的一部分：我只想对我所读到过的那些有关这一讨论的书籍和论文写出一种附录或批判性的诠释。我并不是说，这些书籍和论文就是一切，甚至也不是说，只有它们是重要的，而是说，它们的数量当然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这种诠释，一方面，我将试图准确地并根据我所说明过的原则确立这样一种历史的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我看到，甚至在最佳的着作中也还存在着混乱与困惑，因而引起了判断上的错误，至少是引起了计划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我将试图撮要地勾画出各主要时期的轮廓，一则为了给已确立的方法举出例证，再则为了给以前讨论理论时所提出过的概念加以历史性的阐释，否则那些概念是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显得有些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