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聚精会神地考虑过维科和黑格尔的想法之后，能不能去考查一下别的一些替当代的历史家和历史方法论者的争论提供材料的人的想法呢？这些争论代表了关于个人与“观念”、关于实用主义历史与唯心主义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通常形式。也许降低身份到下等地方去所必需的耐性是值得赞扬的，是我们的责任；也许，从这类平凡的争论中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但是我必须请求原谅，我不参加那些争论，我只说一句，就是，如果我们把“群众”一词的含义理解为个人的复合物时，那么，那已讨论了一些时候的“历史究竟是‘群众’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的问题在提法上就是可笑的。
既然以可笑的观点加诸敌方不是一种好办法，那就可以假定，这里所说的“群众”的意思是另有所指的，它是推动个人所组成的群众的。在这种情形下，谁都可以看出，问题和那刚被考察过的问题是一样的。只要“集体主义的”史学把创造观点和制度的能力归诸集体性、“个人主义的”史学把创造观点和制度的能力归诸天才的个人时，“集体主义”史学和“个人主义”史学之间的冲突就决无调和的余地，因为两种肯定在其所包括的方面都是正确的，在其所排除的方面都是错误的，就是说，不仅它们排除对立的论旨也是错误的，而且双方都暗中排除整体性的观念。
有一种史学方法表面上很像我所保卫过的那种方法，可能与其相混，对它提醒一下或许更是适时的。这种方法被人叫作社会学的方法、制度的方法、价值的方法等等；在它的纷繁的内容中，在它的拥护者的显然不等的思想水平中，它保持一种一般的和经常具有特征的信念，相信真正的历史是社会、制度、人类价值的历史，而不是个人价值的历史。根据这种看法，个人的历史是作为一种并行的或低级的历史而被排除的，其所以低级被认为是这种历史所能引起的兴趣很小，或它不能被人理解。在后一种情形下（这是从实用主义历史中看到的那种蔑视态度的倒置），它就被交给编年史或传奇故事了。
但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及由于这种二元论而存在的不协调中，有着关于价值、关于制度、关于社会的经验论的及自然主义的概念和唯心主义概念之间的深刻区别。唯心主义概念并不打算在抽象的个人主义历史或实用主义历史的同时或在抽象的个人主义历史或实用主义历史之外另行建立一种抽象的精神史，即抽象的普遍史；它只这样理解，就是，个人和观念被割裂地看待时就是两个等同的抽象，就同样不适于做历史的主题，真正的历史是作为普遍的个别的历史，是作为个别的普遍的历史。这不是一个为了有利于政治而抛弃伯里克利、为了有利于哲学而抛弃柏拉图、为了有利于悲剧而抛弃索福克利的问题；而是如伯里克利、柏拉图、索福克利，把伯里克利、柏拉图、索福克利那样去思索并表现政治、哲学、悲剧，以及在其某一特定阶段思索并表现为政治、哲学、悲剧。因为，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他在精神关系之外的一个梦的影子，那末，精神也就同样是在它的个别化之外的，为了在历史概念中得到普遍性就要用双方互相给予对方的保证使双方同样得到安全。如果伯里克利、索福克利、柏拉图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难道不就是因此宣布了观念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吗？谁要从历史中取消个人就让他去取消吧，但要密切地注意，他会发觉他并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根本没有从历史取消个人，否则他就连历史本身也和个人一同取消了。
既然一件事实只有当它被人想起时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既然思想之外什么也不存在，问什么是历史的事实和什么是非历史的事实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将是一件没有被思想过的事实，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谁也没有遇见过一件不存在的事实。一件历史思想与另一件历史思想相联系，并跟随另一件历史思想，然后又与另一伴联系并跟随另一件，再与另一件联系并跟随另一件；我们在“存在”的海洋中不论航行多么远，我们决离不开界限分明的思想海洋。
但是，这种认为有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两类事实的错觉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却还有待解释。我已说过，当历史不再是历史而仅留下它的生命的哑然无声的痕迹时，它就化成了编年史，我也说过，博学或语文学的作用在于为了文化的目的把这些痕迹保存下来，把零散的新闻、文件、纪念文字有条不紊地排列整齐；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所说过的这些话，解释起来是容易的。
新闻、文件、纪念文字多得很，全部收集起来不仅不可能，而且和文化目的本身是背道而驰的；文化虽则可以从这类东西的适当数量的供应、甚至从大量供应中在工作上得到帮助，但若这些东西太多了，它就反而会受到妨碍和遭到窒息，至若这些东西多到无穷无尽时，那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我们发现，摘录新闻的人改写一部分，略去一部分；收藏报纸的人排比和捆扎一部分而把大部分大量地撕掉、烧掉、或卖掉；古物庋藏家把某些古物放在玻璃匣子里面，把另一些暂时保管起来，而把其他的坚决予以销毁或任其销毁；如果他不这么办，他就不是一个明智的庋藏家而是一个搜集狂，很合于做一个（如他所已做的）小说或喜剧中的好古成癖的滑稽典型了。因此，公立档案库中不仅谨防地收集报纸和保存报纸，并编出目录，而且也极力扔掉无用的报纸。
正因如此，在语文学家的考订中，我们总是听到他们在用同样的调子赞扬那些“认真地”利用文献的学者，责备那些作法相反、把非必要的和无用的东西收入其年代记、档案选或文献集里的人。事实上，所有的学者和语文学家都进行选材并被劝进行选材。这种选材的逻辑标准是什么呢？什么逻辑标准也没有：我们举不出可以决定哪些消息或凭证有用和重要或无用和不重要的逻辑标准，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从事的是一个实用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种缺乏逻辑标准的情形事实上就是好古成癖的庋藏家进行诡辩的基础，他们合理地肯定件件东西都能有用，因而他们就会不合理地保存每一件东西——他们耗尽精力收集古代服饰和种种破铜烂铁，并以嫉妒的心情防守它们。其实，标准就是选材本身，像一切经济活动以对现实情况的知识为转移一样，它是以某一确定时刻或时代的实际需要和科学需要为转移的。这种选择当然是靠智慧进行的，但用不着一种哲学标准，它的正当性仅在它的本身中并由它本身所证实。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我们就谈起收藏家或学者的老练、嗅觉、或本能来。这种选择工作可以很好地利用明显的逻辑性区别，例如区别公共的事实和私人的事实，区别主要的文献和次要的文献，区别美丽的或丑陋的、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纪念文字等等；但是，归根到底，选择的决定永远是从实际动机作出的，它归结为保存或忽视的活动。我们在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实现我们的活动，从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后来就为事实捏造出一种客观性质，以致把它们说成是“有价值的事实”或“在历史上无价值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或“非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切都是一种想像，都是一种词汇，都是一种辞藻，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