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历史家们想用一种忧郁的文体去叙述那些痛苦的场面，想去歌颂那些他们喜欢称之为历史的死亡，当他们听到一阵笑声、一声欢呼、一声满意的叹息，或在他们所寻求的凭证中发觉一种热情的激励时，他们就觉得又诧异，又受了嘲弄。他们问，当四处响起宣布世界已到末日的号角时，人们怎样还能生活、恋爱、繁殖后代、歌唱、绘画和议论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世界末日只存在他们自己的想像当中；他们的想像是富于哀歌精神的，但理解力是贫乏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讨厌的号角声实际决不存在。在另一方面，这些号角声又是很有用的，可以提醒这样一些人，他们可能忘记了，历史永远在不倦地工作，它的表面痛苦乃是产前的阵痛，它的被视为气喘吁吁的叹息乃是宣布一个新世界诞生的呻吟。历史和会死的个人不同，用克里特的阿尔克美昂的话说就是，个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但历史决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
思想从超尘世的随心所欲和盲目的自然需要的奴役中要求解放，从超验论和假内在论（它也是一种超验论）要求自由，它把历史看成人类的作品，看成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这样，它就进入了那种我们将称之为人本主义历史的历史形式。
这种人本主义最初出现时是简单地与自然或超尘世的力量相对而言的，它肯定了二元论。一方面是人类及其力量、智慧、理智、谋划及向善的意志；另一方面有某种抗拒他、反对他、破坏他的最好计划，破坏他所缔造的东西并迫使他重新去缔造的某种事物。从这种概念看来，历史完全是从这两方面中的第一方面发展而成的，因为第二方面并不提供一种能够不断地与第一方面相会合并被第一方面所替换、以致引起一种内部协作的辩证因素，它只代表绝对外来的东西、任意的东西、偶然的东西、干与者和筵席上的鬼魂。我们只在第一方面发现有与人类戮力相结合的理性，并从而发现有可能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从第二方面来的东西被宣布了，但没有被说明：它不是历史的史料，最多只是编年史的史料。
人本主义的这种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尤其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历史。这种历史形式通常是被我们的时代意识所责备的，时代意识采用这种种名称，尤其采用唯理论和实用主义去表示一种史学方面的特殊的无能和拙劣状况，它使那些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说明变得举世皆知，成为一个愿意严肃地思考历史的人所应提防、不可陷入其中的歪曲典型。但是，文化与科学的进步表明，这种责备即使热诚地得到人们的同意，即使人们毫不迟疑地在现实领域中从中作出实际的结论，人们并不是同样清晰地意识到这样做的理由的，也不同样清晰地意识到做到了这一步的思想过程。这种过程我们可以扼要地描述如下。
实用在人身上找到了历史事实的原因，但人是作为一个被视为抽象的个人的，这样的人因而不仅是与宇宙相对立的，而且是与其他同样被视为抽象的个人相对立的。这样一来，历史就似乎是由人的机械动作与反作用所构成的，而每个人的本身都是自行封闭的。在这样一种安排下，任何历史过程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相加之和总是大于相加诸数的。这种看法在这样一种限度内是正确的，就是它不知如何才能得出正确的和，于是就有必要想出那种所谓“微小原因”的学说，认为“小原因”能够产生“巨大结果”。这种学说是荒谬的，因为，显而易见，大结果必须有其真原因（如果大小、因果等不合理的概念在这里可以采用的话）。因此，这样一个公式远远不能表达历史事实的法则，它反而无意中表明了学说的缺点，这一学说是无力达成其目标的。理性的说明既归失败，于是大批幻想就起而代之，那些幻想所依据的都是抽象的个人的根本动机。实用主义对宗教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典型；宗教之所以在世上产生和得以维持下来被认为是因僧侣们利用群众的愚昧与轻信、在经济上玩弄狡猾手段之故。但历史上的实用并不总是以这种自私和悲观的面貌出现的。
责备它自私和功利主义是不公允的，真正的责备应如我们所已说过的，放在它的抽象的个人主义上面。这种抽象的个人主义可以是非常道德的，有时甚至被设想为非常道德的，因为我们确乎在实用主义者中发现有圣哲的立法家、善良的国王和伟大的人物，他们用科学、发明、和组织得很好的制度造福了人类。如果说，贪婪的僧侣布置了宗教方面的欺骗，如果残酷的暴君压迫了懦弱无辜的人民，如果错误后果很大，产生了最奇怪和最愚蠢的习俗，但开明君主和立法家的好心也创造了幸福的时代，促使艺术繁荣昌盛，鼓舞了诗人，帮助了发明，奖励了企业。我们用来谈论伯里克利时期、谈论奥古斯都时期、谈论利奥十世时期、或谈论路易十四时期的口头上的习用语就是来自这类实用主义概念的。此外，既然幻想的说明并不限于实体存在的个人，而且也使用事实和细节，这些事实和细节也被视为抽象的和自我封闭的，从而也变成了维科所描述成为“想像性的一般概念”的东西，那么，一切被称为“剧变性的”说明方式和视某一单个事实为整个社会得救或毁灭的关键的看法就同样也是来自实用的。这类例子有：罗马帝国的覆灭，它被解释为是蛮族入侵的结果；有十二、三世纪的欧洲文明，它被解释为是十字军远征的结果；有古典文学的复兴，它被解释为是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有学识的拜占庭人移民意大利的结果等等；这些例子也已成为举世周知的，因为它们所涉及的是当代历史家所已不懈地予以批判的概念。正同关于单个的个人的概念不能提供充分解释时因而求助于许多的个人、求助于他们的合作和冲突一样，在这里，当所举的唯一原因旋即证明过于狭隘时，人们就试图寻求并列举许多历史原因来弥补这种方法的不足。这种列举可以无限地举下去，但，有限也好，无限也好，它从来没有解释清楚过所要解释的进程，道理很明显，就是，不连贯的东西无论数目怎么增多，无论怎么弄坚实，我们决不能从中得出连贯的东西。所谓历史原因或历史因素的学说和其他几种实用的心理习惯仍然残存在现代意识中，虽则它一般地倾向于另辟蹊径，其实是对无力用个别原因或被个别地所了解的原因去支配历史的供认，而不是一种学说；它远不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问题的重新开始。
因此，实用就不能继续是人性的了，也就是说，不能作为理性而自行发展了；甚至在它所执着的人生方面、在它所希望保持和使自己与自然或超自然相对立的人生方面，也是如此；由于使个人变为抽象的因而已使个人变为非理性的和非人性的，它就逐渐求助于其他历史因素，终于找到了自然的原因，那些自然的原因在抽象性上和其他个人的原因一点分别也没有。这就意味着，早先自认为人本主义的实用又回到了它所与之判然分离的自然主义。
前面说过，个人不仅在其相互间成了抽象的，而且对宇宙的其他方面说来也成了抽象的，宇宙面对他们，就像一个敌人一样；从这一点看来，实用就更回到了自然主义。根据这一概念，真正主宰历史的倒底是什么呢？是人类还是自然的或神性的超人力量？说历史只作为个人经验而存在是站不住脚的；在实用主义的概念中永远假定历史里面另有一个中介存在，这个中介是一个超人的存在，在不同的时代和对不同的思想家，它被称为命运、机会、运气、自然、上帝或其他名称。在实用主义历史繁荣昌盛、人们大谈理性和智慧的时代，君主或君主的哲学家朋友的嘴上有一种君主味或宫廷味的说法，就是，向命运陛下致敬！这里也有一种企图掩饰困难和寻求折衷办法的尝试；为了逃脱困难，我们发觉，实用认为引导人类事务的一半是智谋，一半是运气，认为智慧占一半，命运占一半，如此等等。但是谁来把公平的份额分配给竞争的双方呢？是否分配者就是历史的真正的和惟一的创造者呢？既然这分配者不可能是人类，我们就又一次看到了实用是怎样通过其自然主义直接走到超验论和非理性的。它走到非理性，随着就带来了一切麻烦，带来了其他一切二元论，那些二元论是它所随身具备的，是它本身的特殊面貌，诸如不能发展、退步、恶的战胜等等。个人和不论怎样设想的外力作战，他有时战胜，有时战败；他的胜利本身是不牢靠的，而他的敌人则永远是胜利的，使他遭受损失，使他的胜利不牢靠。个人是被一块石头压倒的蚂蚁，如果有些蚂蚁逃脱了压来的石块，得以繁育后代，后代又重新开始努力，石块又将压在或随时可以压在新的一代身上，可以把全体新的一代压坏，因而石块就成了勤劳的蚁群生活的主宰，它对它们的害处很大而一无好处。这是一种能够设想得到的最悲观的看法。